2013-08-22

[您怎么看]禁止借名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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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振 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 崔圭渊 储蓄银行中央会会长 每当全斗焕前总统隐匿非法取得财产、李在贤 CJ会长设立秘密资金等重大经济弊案浮出水面时,借名账户总会无一例外地登场。借名交易已成为股价操纵、挪用公款、非法贷款等几乎所有经济犯罪案件的惯用手段。因此,要求通过禁止借名交易来彻底根除这些非法行为的呼声日益高涨。国会已提出禁止借名交易的金融实名制补充法案,将在9月例行国会上正式讨论。但也有反对意见认为,同学会等出于善意的借名账户很多,而且本质上很难区分是为非法行为而借名还是出于善意借名,若禁止借名,将带来不小的社会混乱与成本。现刊载双方观点。

▲ 赞成 金在振 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首席研究委员 为使地下经济阳光化,必须加以阻断 善意账户可用信托制度加以补充

历史的发展是时代状况的产物。有时如激流般奔涌,一举实现巨大进展;有时则历经漫长岁月缓慢变化。前总统声称全部财产仅有29万韩元,拒不缴纳1673亿韩元的追缴金却过着奢华生活,原因被查明为通过借名交易转移财产,由此,应完善金融实名法、禁止借名交易的国民共识在20年后逐渐形成。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1960年代。

1961年制定的《关于存款、定期存款等保密的法律》,为在推进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过程中顺畅筹措所需资金而允许以假名或无记名进行金融交易,短期内虽对财源筹措有所贡献,但在法律上为日后逃税、非法资金洗钱、秘密资金设立、政经勾结等腐败蔓延留下了空间,其副作用在1982年李哲熙、张玲子夫妇的大规模票据诈骗案中爆发。该案使政权的不道德性凸显,为平息民愤,时任总统全斗焕于1982年9月将《关于金融实名制的法律》立法,但推迟了施行时间;前总统卢泰愚也在1989年4月组建了金融实名制实施团,却因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而受挫。

前总统金泳三于1993年8月13日发布《关于金融实名交易及保密的紧急命令》,以突袭方式实施金融实名制,并于1997年为完善以总统紧急命令形式存在的金融实名制,制定了今天的《关于金融实名交易及保密的法律》。但由于金融实名法对借名交易没有任何规制条款,利用借名进行非法金融交易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这成为金融实名制的决定性问题,并落下"金融借名法"的恶名。

因此,金融实名法仍处于未完成状态,至少对于利用其漏洞企图逃税的人而言,是一部有名无实的法律。借此机会主张应修改金融实名法以阻断借名交易,是要把原本有名无实的金融实名法变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实名法,这是相当合乎常理的声音。但这次也不例外地出现主张:若阻断借名交易,将使众多善意国民受损,副作用严重。也就是说,本次为反对修改金融实名法而新登场的逻辑是,若将借名交易非法化,利用同学会、联谊会等"善意借名交易"的众多国民可能受损。

果真如此吗?同学会、联谊会等所谓善意借名交易在国外也存在。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所有金融交易都以实名进行。新西兰在遵守金融实名制的同时,通过信托(Trust)制度解决家庭、同好会、宗教团体等所谓善意借名交易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对那些一向通过借名交易进行非法继承、逃税、设立秘密资金的一伙人而言,他们无论如何都想阻止此事。然而因为缺乏正当理由,其意图令人怀疑是否想借诉诸善良国民的情感来加以阻挡。就如20年前引入金融实名制时,有人强烈反对,称实施金融实名制会导致储蓄额减少、股价暴跌、房价暴涨、资金外流、中小企业倒闭激增,以致国家灭亡一样。

只有阻断借名交易,金融实名法才能在诞生20年后真正完成,地下经济也才能阳光化。

▲反对 崔圭渊 储蓄银行中央会会长 即便修改实名制,也难查处非法行为 强化现有处罚规定更为有效

金融实名制的讨论始于1982年所谓张玲子、李哲熙票据诈骗案,在全国民众关注下,围绕是否施行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激烈争论。1993年8月12日实施金融实名制后,围绕是否禁止借名交易又断断续续讨论了二十余年,最近上升为社会核心争点。围绕一项制度的引入,国民关注与讨论持续三十余年的先例,恐怕前所未有。作为20年前实施金融实名制时从事实务工作的人,我在观察近来关于禁止借名交易的讨论后,整理了当初金融实名交易相关法令未禁止借名交易的理由。

对于应抑制被用于非法行为的借名交易,没有人反对。问题在于如何防止的方法论。第一种方案是修改实名交易法以禁止借名交易。但考虑到实名交易法是向金融公司职员赋予实名确认义务的法律,这一方案完全不具现实性。理由是,把需要确认实际所有权归属的禁止借名交易义务加在金融公司职员身上,而金融公司职员并无确认资金实际归属的权能,因此现实中根本无法履行,反而只会使金融交易无法进行。第二种方案是在实名交易法中直接向金融交易者赋予禁止借名交易的义务,并规定对违反者的处罚。但由于实名交易法是向金融机构职员赋予实名义务的法律,这与法律的性质和体系不符。

第三种方案是无视法律体系,在实名交易法中规定处罚借名交易的名义人或使用者。但借名交易多在与金融机构无关的名义人与使用者之间进行,查处并确认是否属于借名交易、是否被用于非法行为,只能通过税务当局或侦查当局的资金追踪调查才可能做到。将此类事项规定在金融当局主管的法令中并不恰当,即便作出规定,也无法期待有效施行。

基于上述理由,发达各国也只规定金融公司职员在发现金融交易被用于犯罪的嫌疑时,有义务向有权调查该事实的政府当局申报。我国《关于规制及处罚隐匿犯罪收益等的法律》也有同样宗旨的规定。

因此,笔者认为,在实名交易法中规定禁止借名交易,并不是抑制被用于非法行为的借名交易的正确方法。防止利用借名交易进行非法行为的最佳方法,首先是彻底查处逃税、不正当行为、腐败等非法行为,在查明利用了借名交易的情况下,依违法性的有无及程度处罚名义人与使用者。其次,如果规定逃税、不正当行为、腐败等非法行为的法令中,对借名交易名义人与使用者的处罚规定不足,则应积极研究加以补充的方案。

正因为以上理由,1993年施行的金融实名交易相关法令中未设置对借名交易的禁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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