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WSJ)等西方主要媒体时,常常会有一种它们在教训其他文化圈的印象。尽管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力量不断扩大,并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欧洲财政危机后气势有所回落,美国与欧洲“我们才是典范”的态度却依然如故。
在以印度卢比暴跌为契机、新兴国家危机感大幅上升的当下,它们的指点仍在继续。WSJ在社论中点名泰国的政局不稳和印度尼西亚的资源民族主义,称“亚洲新兴国家需要克服无序与混乱、让投资者产生信心的改革”。彭博社更进一步,不吝给出具体建议,称印度应提前举行大选,选出能强力推进结构改革的领导层,理由是80岁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年纪太大,难以解决当前危机。
《金融时报》(FT)也称“在全球量化宽松带来廉价资金涌入之时就该进行结构改革”,指责亚洲新兴国家“懒惰”。好在FT没有忘记给出体贴(?)的鼓励:亚洲国家经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爆发的外汇危机已受到锤炼,这次足以克服危机。
从英国的《经济学人》到美国的《纽约时报》(NYT),外媒的主张如出一辙:当前资金从新兴国家流出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美国缩减量化宽松,不如说是无法让全球投资者产生信任的经济结构。其中隐含着新兴国家应努力使制度与政策达到西方水平的意味。
它们抛出的这些指点并非全都错误。缩减量化宽松不过是引发新兴市场资金大出逃的扳机,相当多新兴国家确实背负着过度监管、腐败、政局不稳等结构性问题。
只是令记者感到疑惑的一点是,西方媒体对“投资者”却不置一词。它们凭借量化宽松在全球掀起资产泡沫,一旦退出战略的信号响起便如潮水般撤出、动摇金融市场——指责全球投资者这种贪婪,或主张应设计制度性装置以抑制这种贪婪的言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对新兴国家使用严苛标准,却对搅乱世界金融市场的“全球投资者”宽容——西方媒体的这种做法只让人感到苦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