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在增长与分配两方面均失去动力,进入弱化趋势。”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与三星经济研究所、高盛、麦肯锡等国内外4家研究机构在5月底发布了上述内容的报告。这是一份颇具冲击力的分析:按现有经济结构,增长与分配(福利)两方面都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这是对韩国失去增长动力、在发达国家门槛前止步不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警告。
出现这种警告的原因很简单。在尚未进入正常增长轨道的情况下,所谓“先分了再说”的分配逻辑在全国范围内单方面强势蔓延,正是其反映。
仅就经济民主化和“甲乙关系热潮”而言,专家指出,重建经济秩序的目标本身并不坏,但在失去合理性、推进到足以打击经济主体增长意愿的程度,则是失招。福利风潮亦然。从公约家计簿来看,到2017年,免费保育、免费教育等所谓“国民幸福”课题将集中投入79.3万亿韩元,占总额的59%。而作为增长必需要素的社会间接资本(SOC)预算却日益缩减。
“分配教条”抹去了整个社会的合理性,反而扩大经济争议,成为正常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形成恶性循环。
◇不断扩散的“分配框架”=最近在私下场合会面的一位政府高层官员担忧地表示:“我们社会整体的合理性正在严重缺失。”他表示,通过经济民主化或甲乙关系恢复经济秩序值得赞同,但整个社会的思维正陷入非理性、不合理之中。大韩商工会议所副会长李东根在某论坛上表示“经济民主化在政界发生了奇怪的变质,反而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大负担”,这直观地显示出为端正经济秩序而提出的“分配框架”,在非理性决策之后带来了意外结果。
例如,5月在国会通过、针对大企业的《有害化学物质管理法》规定,因业务上过失引发化学事故造成损害时,可按该经营场所销售额的最高5%征收罚款,而无力应对的中小企业反而感受到更大负担。
由于分配逻辑被扭曲,本应在税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大企业不愿投资,自然对就业和消费整体产生不良影响。
◇没有增长的福利不可持续=增长与福利的函数关系是不断争论的话题。弘益大学经营学院院长金钟石解释称:“没有增长的福利不可持续,没有福利的增长实际上毫无意义。”
问题在于增长与福利失衡,天平倾向了福利一侧。政府高呼增长论,但社会整体将其视为分配型政府。在扩大福利缺乏庞大财源的情况下只凭意愿推进,各处都出现了破裂声。上半年税收仅征收92.1877万亿韩元,同比短收9.4061万亿韩元。因税法修正案带来的额外缺口也达4400亿韩元。
专家强调,不应勉强增加税收,提高增长率才是正道。通常分析认为,增长率上升1个百分点,税收可多征约2万亿韩元。若排定优先顺序,应在不侵蚀增长的范围内推进福利,若条件不允许则应先谋增长。
有人指出,社会上对低增长不以为意的氛围也是问题。某经济研究所研究委员担忧地表示:“通过分配扩大福利固然是时代使命,但‘在此过程中增长率降到2%~3%也没关系,毕竟还在增长嘛’这种思维方式,可能会削弱整个经济的活力。”
实际上据KDI预测,韩国潜在增长率逐年下降,将从现在(2011~2020年)的3.6%骤降至2051~2060年的1.0%水平。
◇达成社会共识的北欧模式=因此专家强调,有必要参考以增长与分配为两大支柱、持续稳健发展的北欧模式。
与因基于民粹主义扩大福利而失去增长动力的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不同,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在社会共识基础上不断推进改革。三星经济研究所研究委员金得甲解释称:“通过社会协商主义投资增长动力并改革劳动市场的北欧模式,可成为面临低增长、超高龄社会的韩国的榜样。”
实际上,瑞典在经历1990年代初期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通过▦上调退休年金▦缩减各类补贴▦提高石油税与烟草税▦对通信、邮政等35家国有企业实行民营化等结构调整,构建了不因危机而动摇的财政结构。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32.0%降至2007年的27.3%。摆脱分配教条、坦诚寻求国民理解,从而拯救了国家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