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小企业工作的A科长年薪略超5000万韩元。他一年缴纳税金160万韩元,养老金和社会保险各负担约135万韩元。在支付贷款利息110万韩元、双方父母零花钱300万韩元、教会捐款和社会团体捐款120万韩元后,剩下可作生活费的钱约为4000万韩元。要用这笔钱支撑生活费、医疗费乃至子女教育费,实在捉襟见肘。
在民意愤怒的推动下,政府将所得税负担增加的基准线由3450万韩元上调至5500万韩元,但围绕“大韩民国中产阶层”的争论并未平息。
原因在于统计未能真实反映现实,且中产阶层标准各不相同。即便拿到统计所显示的工资,考虑到先行扣除的税金等,实际到手的只有八成左右。加之经济低迷长期化,心理上的不安与压迫感日益加重。在“经济虚无感”不断加深之际,增税争论可谓直接一击。
政府作为所得税基准的统计是韩国雇佣劳动部的常用劳动者月平均工资,但一般衡量家庭状况的则是Statistics Korea按季度发布的“家庭收支动向”。
据此,A科长展现了典型的大韩民国中产家庭状况。我国每户月平均收入截至第一季度为419万3000韩元,换算为年收入为5031万1200韩元。但以税金、养老金、利息等形式流出的非消费支出年达962万4000韩元,接近1000万韩元。
从非消费支出的细项来看,最大负担是每户的转移支出,占31.2%。父母生活费或各类红白喜事费用属于此项。其后依次为▦租税(16.6%)▦养老金(14.1%)▦含健康保险费的社会保险(13.9%)等税金与社会保障费,以及▦利息费用(11.6%)▦宗教、社会团体等非营利团体转移支出(12.7%)。
第一季度每户月平均非消费支出为80万2000韩元,超过了80万韩元。除因利率下降使利息费用同比减少3.3%外,养老金(5.9%)、社会保险(6.6%)、非经常租税(10.5%)等大幅增加。所幸包含所得税的经常租税(-0.6%)略有减少,而政府在本次税制改革方案中曾推动上调后又撤回。
更严重的问题是家庭收入增速正在放缓。
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以去年为准录得22708美元,超过2万美元。但其中归属个人的部分(人均个人总可支配收入,PGDI)仅为13150美元,占57.9%。这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5个成员国中位列第20位。
与美国(75.3%)、法国(67.1%)、德国(66.3%)、日本(63%)相比也非常低,并且与其他国家不同,其趋势性升势也在放缓。
韩国银行一位相关人士解释称:“在企业收入未回流至家庭的情况下,家庭收入增速正在放缓”,“家庭收入放缓会削弱内需基础,长期看对国内投资产生更为负面的影响。”意即本应形成企业所赚资金转为投资、流入家庭、再带动消费的良性循环结构,但随着企业与家庭之间的链条弱化,家庭积累的资金正在枯竭。
从韩国银行当天发布的《全租价格上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报告来看,扣除整体消费者物价涨幅后的实际全租(jeonse)价格每上涨1%,民间消费长期将减少0.18%,短期将减少0.37%。全租合同是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收入转移交易,但由于不同收入阶层消费倾向存在差异且存在流动性制约,因而会影响消费。也就是说,现金从平均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转移至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阶层,从而导致消费减少。在收入不增加、而全租价格等刚性支出却上升的情况下,就增税本身收拢民意实属不可能。
某国策研究所相关人士指出:“政府只专注于筹集福利财源这一课题,似乎未能准确把握当前家庭状况与消费萎缩这一大局”,“通过大胆放宽监管带动企业投资、提高增长率并创造就业,形成税收自然增加的结构,才是最根本的增税解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