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新世界党公布税法修正案修改方案的13日,韩国企划财政部主张,修改方案带来的4400亿韩元税收损失可通过加强对高收入者和自营业者课税等方式填补。也就是说,将增税标准从年薪3450万韩元上调至5500万韩元所产生的缺口,可以轻而易举地补上。
然而仅一天后的14日,企划财政部发布题为《修改方案下承诺家计簿能否实现》的报道参考资料,再次主张4400亿韩元税收损失完全不成问题。
但依据却变了。内容称,最初原案中整理免税、减免带来的税收效果为五年12万亿韩元,比原本计划通过税制改革筹措的11万亿韩元多出1万亿韩元,因此即使修改方案造成税收损失,承诺履行财源也不会出现偏差。这种自相矛盾的主张反证了朴槿惠政府的“承诺家计簿”只是数字拼凑。
这正是为迎合视承诺如金科玉律的朴槿惠总统的要求,而把财政沦为数字拼图游戏的技术官僚们所谓的“承诺家计簿教条”。
事实上,这一教条的征兆此前已处处显露。将原属企划财政部第一次官室的税制室移至第二次官室,使预算与税制统归第二次官之下,就是第一个征兆。
正常的家庭理应按收入编制支出计划。但政府不同,必然受到按支出过高推算收入的诱惑。因此预算与税制需相互制衡与平衡。过去如企划预算处那样另设主管预算的部门,以与主管税制的财政部保持制衡,正是基于这一原理。若税制被预算牵着走,就会迎合必然受过度支出诱惑的政权要求而高估税收,进而可能导致财政健全性恶化。然而李明博政府将预算职能移交企划财政部,朴槿惠政府更进一步将税制室统归第二次官之下。
在主管预算与税制的部门分设的过去,按支出凑收入的惯例就已蔓延,两个领域一体化后,此类“财政粉饰”只会更加严重。
朴槿惠政府4月编制17万亿韩元规模追加更正预算,也是李明博政府粉饰所致。李明博政府以实现均衡财政为名,上调增长率预测值,并将毫无出售可能的产业银行金融控股和企业银行持股出售款计入岁入,结果造成12万亿韩元税收不足。17万亿韩元追加更正预算中,竟有12万亿韩元是为填补财政粉饰造成的税收缺口而不得已之举。
朴槿惠政府的承诺家计簿,正是按支出硬凑税收的财政粉饰之集大成者。
履行承诺所需资金在大选阵营时期被定为135万亿韩元,企划财政部为凑够税收,提出了削减岁出84.1万亿韩元,加上整理免税减免18万亿韩元、地下经济阳光化27.2万亿韩元、强化金融所得课税2.9万亿韩元等扩充岁入筹资的不切实际财源筹措计划。以不确定的岁入为基础履行承诺,最终只会导致财政健全性恶化。
承诺家计簿教条在朴槿惠政府的“地区承诺履行计划”,即所谓“地区承诺家计簿”中也暴露无遗。企划财政部称106项地区承诺共需124万亿韩元财政投入,却拿不出财源对策。为此打出的牌是“民间投资事业”。企划财政部在公布地区承诺家计簿时,塞进了原本没有计划的民间投资事业活化方案,并在该方案中表明意图:不仅道路,连托育、疗养设施、树木园、休养林等本应由财政承担的事业也要转为民间投资事业。
但民间投资事业结果上与政府负债无异,只是“取巧”而已。因为即便眼下引入民间资金推进事业,日后一旦发生亏损,政府仍须给予成本补偿。过度的民间投资事业,其负担短则转嫁给下届政府,长则转嫁给下一代。与政府负债最典型的方式——发行国债相比,唯一不同之处只是不计入国家债务、负担看似较轻。这是另一种粉饰。好预算中心所长金泰日表示:“民间投资事业最终意味着负债,与发行国债等债务负担没有区别”,“意图就是财政不足便用民间投资事业来填补”。
专家主张,政府应重新制定可行的财源筹措计划,并据此部分修改承诺,或通过国民共识尝试增税。即应从先定岁出再凑岁入,转向先推导出合理岁入再确定岁出的方式。
弘益大学教授全圣寅表示:“要履行包括福利承诺在内的朴槿惠政府全部承诺,不增税很难”,“应向国民坦诚承认增税的必要性并寻求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