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津南港码头一侧,因产能过剩而被搁置数月的钢筋布满铁锈,堆积如山。/金贤秀记者
手机上显示的温度是34度,但在煤粉、焦炭和铁矿石堆积如山的露天堆场,体感温度轻易超过40度。在令人窒息的酷热中,轰鸣不止的焦炭分选机旁,十余名工人正在用手逐一分选焦炭。焦炭数量过剩导致价格下跌,他们便挑出能多卖一点钱的粒度焦炭,装进集装箱供精密铸造使用。
上月27日清晨,经过繁琐的出入手续后抵达的天津南港意外地冷清。只有正在卸载赤铁矿石的码头装卸设备忙碌运转,其他设备都停在一旁。另一处码头上,不知鞍山钢铁何时生产的卷材和钢筋布满铁锈堆放着。码头有关人士说,好在这天通过压货出清了一批货量,稍微缓了口气。从事原材料进出口的青州能源进出口代表常庆文表示:“南港的焦炭通常露天存放200万吨、煤炭1000万吨左右,一般堆放一个月,但现在轻易就超过三四个月。”他还说:“钢铁产品的免费堆存期也从4天延长到20天,但即使压货也难以消化。”
天津南港展示了令中国头疼的产能过剩的始与终。产量早已过剩,但钢厂高炉无法停下,于是铁矿石继续进口,生产出的钢铁产品卖不出去,只能不断堆积在露天堆场。
钢铁、水泥、化工等各类产品的产能过剩不仅拖累中国经济,也拖累世界经济。压货式生产引发国际价格下跌,把包括韩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同行业推入萧条的泥潭。
产能过剩与中国的另一大风险——地方及公共负债紧密相连。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迅速扩大钢铁、水泥等产量,如今则原封不动地转化为地方负债和公共负债的增加。中国地方及公共负债的实际规模无人知晓。《华尔街日报》曾以此比喻报道称:“地方负债和公共负债的规模,连中南海的最高领导人也不完全清楚。”
当然,目前估计最高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78%水平的中国国家负债规模,与美国或日本相比仍属较低。但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负债与房地产泡沫交织在一起。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迈克尔·佩蒂斯指出:“问题在于过度与重复投资导致商品大量涌出,不仅企业赚不到钱,地方政府也赚不到钱。”
北京郊外的燕郊展示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房地产热潮的一个侧面。虽属河北省,但因地理优势,人们期待它能成为类似韩国盆唐、一山的城市,开发迅速推进。然而就目前而言,没人能保证燕郊的成功。燕郊公寓的买卖价格为每平方米7000至8000元人民币,以100平方米计为70万至80万元人民币(1.3亿至1.5亿韩元)。这类公寓的租金收益每月约1500至2000元人民币,对于从银行借入可贷上限50万元的投资者而言,连每月3080元的利息(贷款利率截至7月31日为7.4%)都难以承受。为这种房地产过热添油的正是地方政府。在经济不景气、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卖地还债,不断增加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
据中国国土资源部数据,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的开发土地供应量为8万2400公顷,创历史最大规模。截至今年5月,房地产开发企业为购买地方政府推出的土地而筹集的资金达4.5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公共负债的一半。这些钱从何而来?大部分来自银行的项目融资(PF)以及令中国金融当局头疼的影子银行。也就是说,房地产泡沫又转化为金融领域的风险。
中国面临的风险错综复杂,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它们都被连成了恶性循环。产能过剩导致库存→地方及公共负债压力→引发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这一恶性循环正成为中国式危机的震源。
中国政府也在担忧这种风险的恶性循环。自被称为李克强总理改革政策的“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推出以来,第一阶段治疗已经开始。李总理自今年4月起以房地产转让税等监管强化为开端,取消贷款利率下限、推进产能过剩结构调整、全面审计地方债务等,为金融危机后因刺激政策而臃肿的中国经济开出了改革的处方。但专家们对李克强经济学能否切断中国经济风险的恶性循环提出疑问。首先是改革力度是否达到能让人感受到实效的水平。仅以钢铁行业为例,今年预计粗钢产量7.7亿吨中,保守估计也有1亿吨属于过剩产能,而此次结构调整仅减产1000万吨。
还要避开经济放缓的陷阱。在下半年增长率可能降至7.3%的预测之下,李克强经济学也不得不放松改革的缰绳。路透社分析称:“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困难,李总理的改革政策正在被修正”,“如果增长与改革并行的战略失败,中国可能成为又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雷管。”中国国内专家正关注李克强政府将在下半年推出的第二阶段改革措施。
武汉大学教授邹薇强调:“为防止经济放缓进一步加深,应在扩大垄断行业引入民营资本、推进城镇化和棚户区改造等改善民生、通过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等方面推出更为积极的政策。”崛起为“两大国(G2)”之一的中国,如今面临着既要维持适度增长、又要切除臃肿病灶的艰难课题。
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 被压抑的社会弱者怒火爆发 剧烈社会变化带来压力… 爆炸恐袭、持刀伤人接连发生
上月20日,在被称为公安国家的中国首都北京国际机场发生了自制炸弹爆炸。这一震动中国的事件起初被推测为西藏、新疆武装独立团体所为,但凶手出人意料。这是致残的农民工冀中星(34岁)为让外界知晓自己的冤情而实施的。冀某最终失去左臂,并因爆炸罪被逮捕。《纽约时报》将冀某的行为报道为“怒火的爆发”,称这是显示在高速增长中被边缘化的社会弱者的怒火今后将如何显现的极端案例。
在中国,社会弱者的愤怒一直被政府的管控压抑。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差距扩大,这种愤怒逐渐向外释放。今年6月因未能领到社会福利补贴而发泄不满、造成47人死亡的厦门公交纵火案,以及最近在北京接连发生的“无缘由持刀伤人”事件,中国社会学者分析认为,这是剧烈社会变化引发的失范现象浮出水面。
作为李克强经济学首要课题的“新型城镇化”所带来的压力也不容小觑。农村居民因融入城市居民身份的费用负担,再次沦为农民工而遭受挫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环境发展研究所调查,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所需费用人均达13万元人民币(约2360万韩元)。在为应对暴涨的房价每户需要30万元人民币的情况下,人均年收入仅6977元的农民难以承受这一负担。通过新型城镇化到2030年将3.9亿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所需的约51万亿元人民币财源筹措,是李克强总理的心事。
城镇化的后遗症也蔓延为暴力事件。上月17日,湖南省一名农民进城卖西瓜时被城市管理人员用秤砣击打致死,引发网络沸腾。被称为城管的城市管理公务员受公安委托整治摊贩、停车等,因使用暴力而与居民产生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