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01 | 이연선

[特别访谈] 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副议长玄定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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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对韩国社会的‘范式转变’,即生产、企业经营和政府运作方式进行彻底改革,就很难再上一个台阶。”

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副议长玄定泽(64岁,见图)1日在位于首尔光化门KT总部的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创刊53周年纪念专访时表示:“创造经济中占比最大的就是范式转变和软件。”

国民经济顾问会议是总统直属的经济咨询机构,由总统朴槿惠担任议长。玄副议长承担收集民意、提交政策方案的“经济大脑”角色。因此,他的每一句发言都成为审视韩国经济乃至整个大韩民国坐标的基准点。

玄副议长表示:“最近韩国经济所处的状况固然有景气因素,但更主要是因为阻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各种要素在结构上复杂交织。”他强调,必须以“产业视角”对待医疗和教育等领域,今后韩国才能创造更多附加价值。

玄副议长把范式转变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

“据说支撑地心说的理论过于精巧和牢固,以至于哥白尼发表日心说之后的50年里,相信它的人也不过十个手指数得过来。我们如果被困在旧的范式里,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真的很难。”

玄副议长首先冷静地诊断了韩国经济的现状。他开口说道:“(相比韩国的经济状况)世界经济反倒还好一些。”

“虽然对美国政策存在争议,但没人会否认美国实体经济正在复苏。接下来是中国,西方强调风险,但我反而认为积极面更多。”其逻辑是必须考虑到中国体量已经变大。他主张:“把5年前中国增长10%和现在增长7.5%作比较,现在7.5%的影响力要大得多。”

他对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也给出了较为积极的评价。玄副议长表示:“安倍经济学在外交上问题很大,但从经济学者的立场看作经济政策,优点很多。”“一条道走到黑,反倒比没有任何政策更有减少不确定性的效果。”

外部经济周期有所好转,而内部依然困难。在他看来,韩国的潜在增长率略低于4%,处于3.8%~3.9%的水平。对于一路高增长走过来的国民而言,这是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数字。

“我在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任上,曾与博士们讨论过爱尔兰的5%增长,但结果(爱尔兰)落得和希腊一样的下场。考虑到现在韩国经济的水平、人口结构和成熟度等,超过4%还是有点勉强。”

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环比为1.1%。他指出:“1.1%在数字上也许不算太差,但问题在于除了Samsung Electronics等主要企业,99%的企业业绩并不好。”他还说:“现实中大部分企业收益性下降,前景也不乐观。”在经济政策评价方面,玄副议长对上届政权末期的政策表示了遗憾,认为本应更为大胆。

“从去年到今年年初,我感觉宏观政策过于谨慎。政权末期执着于平衡财政、提前办理年终结算的政治过程,恐怕延续到了今年。”

玄副议长强调,在当前状况下,经济政策的优先顺序毫无疑问应当是“激活经济”。“优先顺序一百次都是激活经济。扩大税收至少在今年并不合适。只要把结构性下降的潜在增长率提上去,其余问题也会解决。”

但他明确指出,经济民主化并非与激活经济相冲突的概念。他解释说:“经济民主化并不是什么宏大的东西”,“就是要求企业只拥有与持股相应的权限,这正是把‘规则’摆正。”

那么,与增长不相背离的经济民主化是什么?玄副议长在这一点上对政界等一拥而上的经济民主化风潮表示忧虑。

“必须由熟悉韩国企业治理结构等情况的人精细设计,并长期推进,才能成为解决之道。最近政界争先恐后想用立法来解决经济民主化,这样负面效果远大于正面效果。人们以为法律是完美的,其实并非如此。”

他也提出了促增长的方案。“在经济学者看来,答案明摆着。要在医疗、教育以及最近放松管制的旅游等知识服务产业中寻找答案。”

但这并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玄副议长强调:“教育方面总是先摆出教育乃百年大计的逻辑,医疗方面则摆出要为国民健康负责的逻辑,但只有把教育、医疗当作产业来对待,今后韩国才有更多可赚的。”

“现在韩国的医疗旅游甚至落后于泰国,吸引中国学生方面则全部让给了新加坡。传统制造业的商品出口已到极限,把优秀人才用于产业的战略迫在眉睫。”

他遗憾地说:“泰国一年的医疗旅游客高达180万人,而我们至今的现实是盖酒店的人不能建医院、不能雇医生。”“最聪明的学生都去读医科大学,这个问题十年了还没解开。”

教育也是一样。他苦笑着说:“学校与全国教职员工会激烈对立,但双方都彻底反感打破现状。”“美国吸收最顶尖的1%,新加坡吸收最顶尖的2%~3%,中国、越南教育市场需求很大,但我们用升学制度、特惠争议、招生名额限制等全都堵住了,把这些全让给了新加坡。”

必要性能获得共鸣,问题是每次送到国会都屡屡被卡住的现实。面对“解决办法是什么”的提问,他表情严肃地沉默了近10秒,然后明快作答。

“必须做出来。松岛也好,济州岛也好,哪怕只做一个也要拿出来给人看。要通过示范来说服人们认识其效益,可正因为对方明白这一点,不是会更加反对哪怕做一个吗?”

记者问,推动政策的官僚创造力是否在下降。他说:“与1970年代相比,民间作用变大也有影响。”“但官僚和社会目光把公务员看作‘安全的出路’,这真的让人担忧。”他接着忧虑道:“本该挑战创造性工作的年轻人,只盯着身份保障来选择职业,‘政府是安于现状之处’的偏见正在加深。”

对于企业投资萎缩也源于第三代经营者挑战意识减弱的说法,他解释道:“与并非全球企业的第一代、以及从第一代手中接棒并将其培养成全球企业的第二代企业家不同,第三代无论愿不愿意都已身处全球竞争之中。”他还补充说:“通用电气(GE)董事长杰克·韦尔奇说过‘我不谈血脉好坏。从概率上看,要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下来,人才池必须足够大’,我认为这话是对的。”

被问到本届政权唯一以数字提出的70%就业率目标现实中是否可行,玄副议长确认:“首先,树立了增加就业这一可切身感受的目标,应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他还表示:“男性就业率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但女性仅次于日本、排在末位。”“提高女性就业率,就能填满70%。”“OECD从15岁开始计算青年就业率,而我们从15岁起埋头准备考大学,还要服兵役,差距在所难免。青年就业率也是与教育相关联的问题。”

他也表示有令人担忧的动向。“为了凑够目标数字而逼迫公务员、让部门之间相互竞争,绝对不行。业绩竞争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与初衷相去甚远的结果。”

话题转向创造经济。玄副议长表示:“创造经济可以归纳为IT创业、融合、范式转变这三点。”他花了大量时间说明韩国的结构性变化,即范式转变。他说,这是超越政权、关乎韩国能否实现跃升的问题。

“曾有一段时期,人们把韩国加入OECD当作进入了‘富人俱乐部’而庆祝。但1997年我作为经济公使被派往OECD代表处后发现,OECD章程里根本没有‘富人’一词。取而代之的是,写着这是追求▦多元民主主义▦市场经济▦尊重人权这三种价值的国家的聚会。那么,韩国满足这三点吗?15年过去了,我看现在恐怕依然落后。”

玄副议长表示,考虑到这样的现实,“运营政府的体系、企业治理结构、企业间规则、信任与透明度这类社会资本,概念虽难,却极为重要。”他最后总结道:“推动社会运转的软件,是决定韩国未来的核心课题。”

■ 简历

▲1949年生于庆北醴泉 ▲1967年景福高中 ▲1971年首尔大学经济学系,行政高等考试(第10届) ▲1982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经营学硕士 ▲199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 ▲1996年财政经济院对外经济局局长 ▲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代表处经济公使 ▲2001年首任女性部次官 ▲2002年总统秘书室经济首席秘书官 ▲2003年仁荷大学国际通商学部教授 ▲2005年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 ▲2010年贸易委员会委员长 ▲2013年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副议长

现场经验丰富的国际经济专家……历届政府广泛重用

■ 玄定泽副议长其人

国民经济顾问会议副议长玄定泽被视为性格温和、洞察力深厚的外柔内刚型经济专家。他出身经济企划院,现场经验丰富,又有贯彻己见的韧劲,是历届政权都广泛任用的人才。

有评价认为,朴槿惠总统亲自担任议长的国民经济顾问会议重用他担任副议长,也是因为高度认可他的能力与品格。

玄副议长是行政高等考试第10届,公职生涯大部分在经济企划院度过。他还参与了第四、五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制定等,发挥了奠定韩国经济基础的作用。1991年至1995年,他出任中国大使馆首位经济参事官;1997年被派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代表处任管理官,在海外经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他之所以被评价为纵横国际舞台、历经风雨的国际经济专业官僚,也正因为其丰富的国际舞台经历。

2001年,玄副议长被任命为新设部门女性部的首任次官。当时甚至出现了对男性次官的性别歧视(?)批评,但他通过推动母性保护法在国会通过等,为女性部初期的稳定作出了很大贡献。尤其为了在女性部内设立托儿所,他两次亲自前往主管地方自治团体瑞草区厅,还在深夜召集主管室长、科长开会,说服相关部门,最终促成托儿所设立,这段轶事广为流传。

2005年就任第12届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的他,曾就政府人为干预汇率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是几天就化光的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他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专访时预见道:“最大的风险在于危机状况会持续很久。”2010年出任贸易委员会委员长后,他还曾催促政府加快签署韩中自由贸易协定(FTA)。

玄副议长在仁荷大学任教时,还作为Seoul Economic Daily“松砚专栏”的评论者深受读者喜爱。在2004年8月16日的《贸易顺差减少内需才能活》一文中,他指出:“认为内需困难、至少出口好起来就行的想法有很大盲点”,“如果出口好是因为汇率高,那么内需必然会因高汇率而相应减少。经常项目顺差不断累积绝非可取的现象。”这一点对当今韩国经济的失衡也颇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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