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通过压缩式增长迅速实现经济发展,战略性配合的能源政策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公营企业垄断方式供应能源、人为压低能源价格,在某一时点之前无疑是高效的选择。
但时代已迅速改变。忽视市场逻辑的能源政策,其副作用已在各处显现。接连爆出的核电腐败、电力供需危机、围绕输电网建设的矛盾,都不能被归结为特定群体的问题。这是政府在失衡的能源市场中丧失控制力的证据。
在下半年即将发布第二次国家能源基本计划(国基本)之际,要求政府摆脱政治色彩、展示切实的能源政策愿景的呼声高涨,原因正在于此。每逢政权更替便按口味修改、把责任推给未来世代的能源政策,非但不能成为增长动力,反而只会造成混乱。
◇政治色过浓、推卸责任式的能源政策=迄今为止韩国能源政策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色彩介入过度。2008年第一次国家能源基本计划中,为实现“绿色增长”这一政权目标而过度提高核电与新再生能源的目标比重,就是典型事例。
对核电社会成本的系统分析,以及在狭小国土上新再生能源的可行性,都被塞进了玫瑰色目标的背后。结果,号称展望20年而设计的国家能源基本计划,不到5年就面临大幅修改的危机。
政府正构想在下半年发布的第二次国基本中,再次下调核电目标比重、扩大新再生能源比重。问题不在数字,而在现实性。曾参与国基本工作的一位能源政策专家表示:“在当前时点为迎合政界口径而过度提高新再生能源比重,这同样只是把责任推给未来世代”,“应考虑技术开发可能性、放宽监管的余地等,提出更现实的能源结构”。
◇公营企业垄断结构有极限…须寻找利用民间领域的办法=公营企业垄断方式的能源政策,也被视为必须动手术的领域。以公营企业为中心的能源供应与海外资源开发政策,在公营企业巨额负债的叠加下已经触及极限。引发大规模核电腐败的韩国水力原子力封闭式业务结构,以及蒙受巨额亏损的海外资源开发项目,同样可以看作是公营企业为中心的业务结构衍生出的副作用。
专家们共同指出,过去为了高效供应能源与技术自立而推行向公营企业集中倾斜的能源政策,那么从现在起应正式尝试扩大民间领域。允许民间直接进口天然气、扩大民间发电比重、在电力销售系统引入竞争体制、重新设计海外资源开发组合等,均属于此。
政府对这一方向也表示认同,但由于官僚社会与公营企业联系过于紧密,对能否真正打破既有框架的怀疑不少。现政府是否有意志突破背靠政界、阻止市场开放的公营企业工会的抵抗,也存在疑问。
崇实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金大旭表示:“包括电力产业民营化在内,所有竞争体制的引入都处于停滞状态”,“为给能源市场带来竞争效果,应积极探索分阶段扩大民间参与的办法”。
◇需要将费率问题公开讨论的客观体系=主导能源政策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近来将下属能源节约推进团更名为能源需求管理政策团。意在将以供给为主的能源政策范式转向需求管理,并发掘多样的节能政策。
但仅凭只触及边缘的需求管理政策便称之为范式转换,未免名不副实。不触动引发需求暴增的低廉能源价格,很难改变能源政策的根基。尤其能源转换损失较高的电费体系改善,被视为第二次国基本必须予以处理的课题。政府虽一贯强调涨价的必要性,但在为获得国民共识而将其公开讨论方面确实生疏。
能源专家建议,从现在起也应建立客观计算发电厂等电力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社会、环境成本的体系,并寻找中长期将其反映到成本中的办法。还应研究各政府部门共同商议、通过税制改革等解决能源费率倒挂问题的办法。能源经济研究院电力政策研究室室长朴光洙表示:“以个人牺牲为代价推进国家能源政策的时代已经过去”,“当务之急是建立能够如实反映电力供应等各种成本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