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29 | 김경미

法律界就强化性犯罪处罚展开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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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儿童性暴力而成立的市民团体“足迹”成员在首尔站广场举行消除儿童性侵的烛光集会。在舆论推动下,性犯罪的处罚力度不断提高,法律界也有人批评这违背了责任主义原则。/Seoul Economic Daily DB

上半年法院就性犯罪连续作出打破既有观念的进步判决。其中最精彩的是5月韩国大法院关于“夫妻强奸罪成立”的判决。韩国大法院判决称:“民法上夫妻之间有性生活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结婚就是放弃个人的性自主决定权”,“即使是正常的夫妻关系,若一方通过暴力和威胁强行发生性关系,也可构成强奸罪。”这相当于在43年后推翻了1970年“实质夫妻关系维持期间不成立夫妻强奸罪”的判例。

政府也在预防性犯罪方面迈出了一大步。6月,韩国法务部修订了性犯罪相关法律,在60年后废除了针对性犯罪者的亲告罪和反意思不罚罪条款。即便性犯罪受害者不提起控告或不希望处罚,也可对犯罪者进行处罚。同时,将性犯罪的受害对象由“妇女”扩大为“人”,确认了男性同样可以成为性犯罪受害者这一事实。

法院和政府的这些变化,因朝着尊重个人性自主决定权和人权的方向发展而受到欢迎。

但也有人指出:“国民对性的观念与10年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法律和标准是否走得过于超前?”尤其是性犯罪认定标准扩大过快、对性犯罪者处罚力度只升不降,这在法律界内部也是众说纷纭的议题。

下级法院接连作出尊重受害者性自主决定权立场的判决。4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刑事29部认定,摸了准备以女团成员身份出道的练习生手臂内侧的经纪人构成性骚扰,判处罚金1000万韩元。法庭判决称:“摸手臂的行为违背本人意愿,在客观上足以引起性羞耻感。”釜山高等法院1月也对一名教师判处700万韩元罚金,该教师主张触碰腰部等行为只是在检查学生着装并训诫过程中的轻微接触,法院认为“学生感到了性羞耻感,故认定存在猥亵事实”。

还有将曾经交往过的男性性侵未遂给受害者造成的精神冲击认定为伤害的案例。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A某因险遭同居男性性侵的冲击而饱受睡眠障碍、噩梦、人际关系退缩等困扰,尽管无身体伤害,仍适用强奸致伤罪,判处加害者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单纯强奸罪法定刑为3年,而适用强奸致伤罪则可判处5年以上乃至无期徒刑。

但随着这类变化加速,男性群体中“我随时都可能成为潜在加害者”的不安也在加剧。尤其在亲告罪被废除后,网络上甚至流传着内容为“系双方合意发生关系,互不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性关系同意书。

法院的立场是,社会正在变化,像现在这样尊重个人性自主决定权的判决今后也势必延续。但对法院而言,性犯罪处罚力度过高也是不小的负担。

一位负责性犯罪审判的部长法官表示:“现实中的性犯罪,远多于罗英事件或《熔炉》事件那类重大犯罪的,是职场同事间的接触或曾为恋人关系的异性之间的犯罪”,“受害者的痛苦当然很大,但如今对与重大犯罪明显有差异的案件也不得不判处重刑。”

利用对性犯罪者处罚偏重而虚假控告增多,近来也成为问题。性犯罪中,不少情况下在没有物证、仅凭加害者与受害者陈述的基础上即认定犯罪并施以处罚。法院和检方已认识到这种倾向非常危险,对被查出的诬告罪从严处罚,但现实是难以确信仅凭陈述就能完全区分是受害者还是诬告者。

提高性犯罪处罚是否有助于预防犯罪,也存在质疑。

大韩律师协会在2012年人权报告书中主张:“性犯罪中提高量刑,并引入电子脚镣、信息公开乃至化学阉割,但性犯罪发生频率反而在上升”,“刑罚应止于与犯罪及犯罪者责任相当的程度。”

一位法律界人士也指出:“性犯罪刑罚最重的美国,恰恰是性犯罪最猖狂的国家”,“判重刑很容易,但除重大犯罪外,让其反省后能够回归社会的量刑更为重要,应更多把焦点放在预防、矫正、治疗等方面而非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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