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突然的转变,也没有充分的说明。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上月8日举行的美中首脑会谈上达成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此后两国分别或联合陆续发布各种气候变化应对对策。
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美国和中国原本并非如此。美国自2001年退出确定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后,对气候变化议题一直表现得非常消极。对于2013年以后的国际温室气体规制体制即后京都体制,美国也与中国一同反对。理由是保护本国产业,但深究其内情,隐藏着对以欧洲为中心的温室气体规制体制的政治性反对气流。也就是说,欧洲以“拯救地球”为名义提出气候变化议题,实则意在借此夺回此前被美国抢走的全球政治经济霸权,美国对此心知肚明。中国同样洞悉这一点,因此强调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发达国家历史责任论”,维持消极姿态。
如此的美国和中国为何突然转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首先是欧洲的衰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洲危机持续,欧洲的温室气体规制体制实际上也已崩塌。欧洲的排放权交易制也因排放权价格暴跌而无法发挥应有功能。通过气候变化议题夺取全球霸权这一宏大目标实际上已失败。
因此如今美国即便提出这一议题,被欧洲利用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相反,趁欧洲崩塌之际,美国若主导这一议题并提出具体应对体制,将有助于维持和发展“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全球霸权。
中国方面,只要规制水平不过度,通过与美国协作应对气候变化也可成为开启两国集团(G2)时代的手段。此前急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副作用如今不得不考虑,这一国内状况也是促使中国在温室气体规制上比过去更为前瞻的因素。
美中所设想的温室气体规制方法也是解释这种突变的变量。美中正通过联合国探索与既有欧洲规制体制不同的规制方法。也就是说,欧洲的温室气体规制体制是先确定国家减排目标,再逐级下达至各产业、各企业的自上而下的强力规制体制。相反,联合国认为这种强力规制无法获得众多国家的同意,因此偏好侧重各国自发减排努力的自下而上方式。因此若是这种水平的规制,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必要拒绝。因为只需按本国经济状况适当应对即可。
被称为页岩气革命的美国能源霸权也是解释美国突变的变量之一。此前在发电领域,气候变化应对主要是以核电替代煤电的方式。然而福岛核电事故爆发后,反核风潮猛烈。若不是核电,替代方案便是燃气发电。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中,温室气体排放最少的是燃气发电。对于因页岩气革命而天然气过剩的美国而言,扩大燃气发电是重要的政策方向。
从产业角度看,以气候变化为媒介抢占各种标准可被视为此次突变的原因。可以看作是趁欧洲主导的温室气体规制崩塌之际,把气候变化相关各种规制框架以美国为中心重构,从而恢复全球产业主导权的尝试。强化各类商品与基础设施的能源标准、开发并应用具体的气候变化应对技术等,都可成为手段。
关于全球变暖是否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造成的争论依然存在,但现实世界按有实力国家的意图运转。若美中两国强力推动温室气体规制体制,我们无论喜欢与否都只能跟随。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关注两国动向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