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出席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脑会议的各国代表正在听取发言。哥本哈根会议原被期待提出到2020年的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未能得出替代《京都议定书》的方案。/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库
温室气体减排谈判是围绕本国产业的权力博弈。
在减排目标上,所有国家都躲在幕后,原因是害怕被分配过高的减排目标。围绕排放权交易制或技术开发等减排方式的矛盾同样尖锐。碳金融发达的英国等欧盟(EU)偏好通过排放权交易制的方式,而技术发达的日本等国则反对。他们主张“排放权交易制本身就是把污染排放正式化”,认为通过技术开发减少温室气体才是根本解法。但这种对立的根源,潜藏着扩大本国产业的目的。
◇日趋权力博弈化的温室气体减排=温室气体排放量居第一、第二位的美国和中国,在去年12月举行的第18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上,未同意将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延长至2020年。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符合本国产业的利害关系。而美中近期举行首脑会谈后,决定积极推进被称为“超级温室气体”的氢氟碳化物(HFC)的生产及消费削减。虽属原则层面,但也可解读为今后在温室气体减排谈判中美中已携手。美国与中国自1990年代温室气体减排谈判推进以来,一直是相互对立的国家。归根结底,意味着在减排的同时寻找将本国产业损失最小化的方法。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唯一具有约束力、要求世界各国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条约。但《京都议定书》已名存实亡。排放量世界第一和第三的中国、印度被归类为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世界第二的美国自2001年起退出《京都议定书》,第四、第五位的俄罗斯和日本也表示在第二承诺期(2013~2020年)将退出《京都议定书》。表示将在第二承诺期作为义务减排国参与的29个国家,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合计也仅约15%。曾作为韩国代表参与谈判的一位公共机构人士表示:“到了谈判现场就会发现,与公开场合不同,各国在背后都忙于观望。”
◇韩国率先减排温室气体?…担忧拖累经济=将“低碳绿色增长”作为核心基调的李明博政府,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自认担当全球引领者角色。设于青瓦台内的绿色增长委员会主导了政府内部相关讨论,并制定了力度强劲的监管及减排计划。当时制定的中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是,到2020年相比排放展望值(BAU)减排30%。这是以展望值为基准的三种减排方案(减排21%、减排27%、减排30%)中力度最强的一种。
与此同时,政府决定自2015年起正式引入仅有欧盟和新西兰实施的排放权交易制,并针对大企业启动了力度强劲的温室气体・能源目标管理制。此外,为替代化石燃料,决定再建12座核电站,并将新再生能源比重到2030年扩大至11%。但政府这些玫瑰色目标未能维持五年便开始动摇。随着全球经济衰退持续,对过高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将削弱国内企业全球市场竞争力的担忧日益加大。通过增建核电站替代化石燃料的政府计划,也因各种核电事故缠身而已成为不可能的目标。
◇温室气体减排…应停留在追随者水平=围绕全球各国相互观望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韩国是否应自认担当引领者角色,需要朴槿惠政府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检讨。
韩国提出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就目前而言是无法实现的水平。据能源经济研究院去年发布的《韩国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分析》,考虑经济成本后,到2020年韩国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仅为16.3%。该研究院卢东云博士表示:“韩国自主减少30%温室气体是不可能的”,“为达成目标,将不得不付出过高成本从海外购买排放权”。
专家们一致认为,重新设计韩国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已不可避免。温室气体减排虽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但在国内却是与经济增长及产业活动直接相关的事项。
特别是韩国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增长和对外贸易依存度高等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不同,能源进口比重也接近100%,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引领温室气体问题的立场。为减少温室气体而计划提高核电比重的能源基本计划,今年年底被修改的可能性也已增大。经济界要求,应考虑产业竞争力重新设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政府应就能源需求政策提出明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