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荷兰因北海发现天然气而进入成长快车道。天然气出口增加带动劳动者工资上涨,并转化为消费,形成景气向好的良性循环。1969年甚至引入了按物价上涨幅度同步上调工资的联动制。问题在于,这一过程中工资涨得太快。更糟的是,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失业率激增,依赖政府福利的阶层急速增加。荷兰为提振内需而上调了养老金和最低工资,结果财政反而恶化、出口竞争力削弱,开始患上所谓的“荷兰病”。
1982年执政的吕德·吕贝尔斯首相为打破这一危机局面而打出的牌,正是“瓦森纳协议”。通过该协议,荷兰实现了抑制工资上涨、以缩短工时分享岗位、减轻企业税负等大妥协。社会共识达成、劳动灵活性与稳定性得到保障后,经济开始复苏。签署协议时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万美元的荷兰,到2008年增至5.3万美元。
无法应对普通工资等堆积如山的难题
荷兰模式在韩国重新受到关注,是因为当前迫切需要社会大妥协。近来韩国经济增速下滑,朴槿惠政府最大的国政课题——创造就业亮起红灯。考虑到这一点,朴总统也曾在5月20日的首席秘书官会议上强调劳资政大妥协。眼下韩国的劳资关系可谓纠缠到了极点。围绕普通工资的劳资矛盾日益加剧,与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相互交织的工资体系改革问题也迟迟找不到解决线索。老龄化、低出生率和两极化的解决之道也亟待寻找。
在此,经济社会发展劳资政委员会的积极作用变得重要起来。因为这些都是需要社会大妥协的议题。
但看近来劳资政委员会的动向,确实令人担忧。1997年底为克服外汇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而诞生的劳资政委员会,只在金大中政府初期昙花一现地取得成果,此后再未拿出值得一提的成果。劳资政委员会自豪地表示过去5年共达成15项协议,但从内容看,都只是改善产业安全保健制度之类的琐碎事项。
普通工资问题即是如此。韩国大法院作出将各类津贴纳入普通工资的判决后,提交至法院的相关诉讼多达100余件,混乱不断扩大,但劳资双方意见分歧过大,始终找不到解决方案。像普通工资这样劳资双方立场僵持的议题,最佳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劳资政委员会达成社会共识。然而劳资政委员会却没有什么动作。
为什么会这样?深入探究劳资政委员会的内情,可以看到其根本局限。劳资政委员会仅由全国性劳资团体和少数公益代表组成,结构上难以反映非正规职、自营业者、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的声音。议题也局限于就业和劳动条件等方面,难以涵盖近来多样呈现的劳动难题。
须有制度改善与总统关注才能出成果
要按朴总统的意图,通过社会大妥协解决创造就业等劳资关系的主要争点,就需要修改相关法律,让劳资政委员会得以拓宽活动领域。
不过,在社会大妥协方面,还有一点与制度改善同样重要,那就是政府的领导力。荷兰首相吕贝尔斯就任仅一个月便促成瓦森纳协议,金大中政府初期实现社会大妥协,这些背后政府的强烈意志都起了很大作用。从这一点看,总统有必要更加关注劳资政委员会,并在执行过程中予以支持。/csoh@sed.co.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