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患肝炎的朋友的父亲被判定疑似肝癌。在肝炎发展为肝癌的过程中错过了治疗时机。家人赶忙四处打听首尔大医院的名医,开始接受治疗。为接受抗癌治疗而往返于首尔与乡下的老人,因病情恶化住院。住院两个月后,最终在临终关怀病房离世。在长达一年半的治疗与临终过程中,不只是患者本人,妻子和家人所承受的辛劳也非同一般。
因重病走向临终的一系列过程,任何人都会经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自不必说,经济上的费用负担也很沉重。若选择大医院有资历的专科医生就诊,还须额外承担选择诊疗费。在患者云集的大医院,入住六人间病房并不容易,因此还要承担高级病房费。若家人不能全程陪护,护理费的负担也相当可观。
此外,还要反复进行大量检查,插着各种针管生活。随时开出的复杂账单难以看懂,映入眼帘的只有应付总额。在生死攸关的紧张与恐惧面前,只能听从医生的处置。
事实上,健康保险法规定的癌症患者自付比例仅为5%。但实际负担远高于此。被称为三大非报销项目的选择诊疗费、高级病房费和护理费,均不在健康保险的保障范围内。除此之外,各种不在保险范围内的检查、药品和治疗耗材若全部由患者承担,实际花费便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对于这些非保险项目的价格,患者几乎无从知晓,而提供多少则完全取决于医生的判断。
患者希望医生站在自己一边,提供最好的诊疗。这种期待在医院经营的现实面前往往破灭。这也正是非报销问题不能只归咎于医生的原因。患者无法就医疗服务的价格、数量和质量与医院进行议价。正因如此,才由健康保险这一第三方代替患者协商价格,并审查诊疗数量与质量的适当性。
然而非报销项目处于健康保险之外,因此价格、数量和质量由医院单方面决定。医院会根据自身经营状况,尽可能把负担转嫁给患者。但转嫁也有限度,于是又转而寻求殡仪馆经营之类的非医疗收益。非报销项目让患者为难,也让医生和医院为难。既然如此,答案不是很清楚吗。这种非报销问题,在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的国家中,唯有韩国存在。
以2011年为准,总医疗费中患者由保险给付获得保障的比重为63%。其余37%中,本人法定负担为20%,非报销负担为17%。而非报销负担已从2006年的4万5000亿韩元增至2011年的9万7000亿韩元。非报销所占比重也由13%上升至17%。健康保险制度之外的非报销项目日益增多,并趋于隐性化。即使政府投入财政、扩大保险给付的保障范围,只要医院持续增加非报销项目,患者的负担反而会加重。
因此必须把非报销项目纳入制度,使其阳光化。应在健康保险制度之内而非之外,寻找妥善兼顾患者保障性与医院经营的解决之道。四大重症疾病的保障固然是重要的国政课题,但解决对患者而言迫在眉睫的非报销负担,也应列入国政优先次序。把不正常的非报销转为正常的保险给付的结构改革,应成为新一轮医疗改革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