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市民正抚摸首尔市为传递防止自杀的希望讯息而设置在麻浦大桥栏杆上的铜像。专家强调,要降低自杀率,必须大幅增加相关预算,并强化按生命周期划分的预防对策。/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库
"致姐夫。等您来的时候,您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妻子和我,恐怕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与病魔长期抗争的妻子前不久被判定为生命有限。我一直挂在嘴边说要和妻子一起去死,如今那一天似乎到了。我再也无法看着妻子被病魔折磨,也不想因为年过七十的我而给孩子们添麻烦。这是出于对家人的体谅而作出的决定,请您理解。请原谅我。"
这是韩国刑事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委员朴亨敏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000年代中期约1300起自杀案例和约400份遗书后编写的著作《自杀,次恶的选择》中的一段。
仅把遗书单独汇集起来就足以出一本书,这一事实含蓄地显示出韩国是一个被自杀阴影笼罩到何种程度的国家。相关统计同样足以证明韩国是"自杀共和国"。
据Statistics Korea21日消息,韩国每10万人口自杀人数从2000年的13.6人增至2011年的31.7人,11年间增长逾一倍。
按性别看,同期女性由8.3人增至20.1人,增加11.8人;男性由18.8人增至43.3人,骤增达24.5人。
韩国如此压倒性的自杀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也是遥遥领先的最高水平。日本和瑞典分别为21.2人和16.9人,算是偏高,而葡萄牙(9.3人)、西班牙(6.3人)、意大利(5.9人)、希腊(3.2人)等不足10人的国家比比皆是。
此外,根据OECD对成员国1990年至2006年自杀增长率的调查结果,其他成员国自杀率平均下降20.4%,而韩国却上升了172.2%。
特别是10至14岁人群,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自杀增长率高达329%;20多岁以上的各年龄段也只是程度不同,增长率均在165%至262%之间。
围绕这一与OECD国家相比格外高的数值,有观点指出,应把韩国国内的自杀问题不仅视为个人问题,而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来看待。
专家指出,在短期内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深植于韩国社会的"增长至上主义"是高自杀率的首要原因。基于增长至上主义的严苛竞争体系放大了相对剥夺感,自杀率也随之飙升。
首尔大学医院神经精神科教授尹大铉指出:"2011年看似无所欠缺的KAIST学生连续自杀的案例,正是原原本本地展现了相对剥夺感主导的韩国社会的结构性弊病","支撑了汉江奇迹的增长至上主义如今成了回旋镖,在助推自杀"。
尹教授接着指出:"'治愈'一词近来成为潮流,这恰恰反证了我们的情感已走入死胡同。"
专家诊断认为,家人一同结束生命的"结伴自杀"同样是韩国式现象。副研究委员朴亨敏分析称:"结伴自杀是过度重视家人或同伴之间纽带关系的韩国文化以非理性方式被扭曲后呈现出的现象。"
随着自杀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在2011年首次制定了"ACT ON THE PREVENTION OF SUICIDE AND THE CREATION OF CULTURE OF RESPECT FOR LIFE",同时自2004年起制定并实施防止自杀的五年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自杀高危群体的分类与管理、强化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的协作体系等,但自杀率反而只画出上升曲线,实际效果力有不及。
专家指出,政府的自杀相关政策中,高危群体管理范围过于狭窄。目前政府将急诊室住院患者中有过一次以上自杀尝试的人列为自杀高危群体进行管理。
梨花女子大学护理学系教授李光子指出:"必须基于自杀具有强烈传染性这一认识,同时对自杀者遗属进行彻底管理","演员崔真实、崔真英与棒球选手赵成珉的接连自杀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同时,专家一致认为,严重不足的预算问题也必须尽快解决。目前韩国的自杀相关预算每年仅约50亿韩元。实际执行政府政策的中央自杀预防中心预算为21亿韩元,在市郡区层面发挥自杀预防中心功能的189家基础精神健康促进中心总预算仅15亿韩元左右。与自杀率同样高企的日本每年投入2000亿韩元预算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中央自杀预防中心主任朴钟益强调:"正因为预算少,才会出现'夜路行走运动'之类活动式的项目泛滥","若要通过扩大高危群体范围、强化按生命周期的预防对策等政策来降低自杀率,首先必须大幅增加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