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远程诊疗的争论再度上演。关于允许患者不与医生面对面、利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IT)设备接受诊疗的远程诊疗,长达十多年的老争论又起。此次朴槿惠总统将远程诊疗作为创造经济的重要案例提及,韩国企划财政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等经济部门正准备通过修改医疗法等法律,积极推动其开放。据悉目前在技术上应用并无大问题。作为IT发达国家,相关设备十分充足。问题在于能否被社会现实所接纳。医疗界仍持反对立场,提出社区小型医院体系崩溃以及医疗事故可能性等问题。
● 赞成 郑基泽 庆熙大学经营大学院医疗经营学科教授
医疗弱势群体是最大受益对象 应考虑在特定地区等分阶段引入
远程医疗可分为医生对处于远程地点的患者进行诊疗的远程诊疗,以及对慢性病患者状态进行持续监测与管理的远程疾病管理。现行法律不允许患者与医生之间的直接远程诊疗,只允许患者一方须有医务人员在场的间接远程诊疗。远程疾病管理虽未被法律禁止,但由于包括健康保险费率制定在内的政策执行滞后,尚未得到活跃发展。
远程诊疗难以将诊疗类型定型化,且服务使用在管理上存在难点,在按每一项行为支付费用的现行国民健康保险体制下存在引入困难。但医师协会及部分市民团体主张的大型医院集中现象等反对论点,忽视了远程诊疗能够为医疗薄弱地区或行动不便的国民带来医疗服务普遍供给这一好处。
与国土辽阔的外国不同,在我国医疗弱势群体是能够最大程度受益于远程诊疗的对象。然而现实中,即便依照法律允许的方式,由城市的医生通过患者所在远程地点的医生进行远程诊疗,诊疗费乃至由此处方的药品都无法享受健康保险适用。对于必须持续服药的慢性病患者而言,远程诊疗处方的药费(不适用保险)与医院处方的药费相差悬殊,因此不得不前往医院。在因老龄化而慢性病患者激增的我国,这是应立即改善的政策课题。目前能够由此受益的对象约为30万人,他们依赖3000余家疗养院和3200余家保健所,多数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为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争论、形成国民共识以确保政策推进动力,有必要考虑分阶段引入远程诊疗。即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直接远程诊疗,可考虑在实施间接远程诊疗、医疗界整体形成经验与共识之后再行推进。此外,也曾有人提出将直接远程诊疗限于可发挥出口试验平台作用的经济特区等范围内加以允许的方案。
远程疾病管理不仅作为产业具有较高成长潜力,也是医师协会认同其医学效果的领域。若远程疾病管理适用健康保险,预计将形成年161万人使用、规模3788亿韩元的市场,并在5年内成长至5545亿韩元规模,每年创造1万4000人的就业。
为使远程疾病管理活跃起来,有必要充分反映医疗界立场,将国民健康保险面向医院引入的“慢性病教育管理费”现实化。只要政策当局有意愿,这完全可以尽早实施。可谓远程医疗先行者的美国,其全部远程医疗中有70%以上由远程疾病管理领域占据,由此可确认该领域的潜力。
迄今为止围绕远程医疗的争论,焦点更多在于意识形态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实证视角。在急速老龄化与全球竞争之中,为今后奠定制度基础已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当下最重要的是具体寻找可以做的事情、逐一解开缠结线团的意志与执行力。期待远程医疗能成为将创造经济核心课题信息通信技术(ICT)与聚集我国最优秀人才的医疗领域相融合的第一个成功案例。
● 反对 宋亨坤 大韩医师协会常任副会长
社区医院减少将使医疗可及性倒退 准确性下降将导致医疗事故增加
未来创造科学部、韩国企划财政部、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等各部门在谈及U-Health的同时,提高了应允许远程诊疗的声音。这些部门是以产业化视角而非保健医疗与国民健康的视角来看待远程医疗,大韩医师协会对此表示忧虑,并希望明确立场。
政府或政界人士主张远程诊疗时,最先提出的理由是“强化医疗可及性”。然而众所周知,我国的医疗可及性处于世界最高水平,这得益于遍布各个社区的个人诊所。而这些个人诊所全都依托地理上的可及性生存。但若允许超越地理限制的远程诊疗,远程诊疗将以大型医院为中心展开。因为任何人都希望在大型医院接受通过媒体广为人知的名医诊治。这将加速大型医院集中现象和医院分布的失衡,最终导致社区诊所崩溃,反而使医疗可及性大幅下降。
政府主张引入远程医疗将节省医疗费用。但这是基于美国案例的主张。我国医生人力大多为专科医生,几乎不存在难以获得医疗服务的偏远地区患者,加之巨额初期投资费用、法律与技术问题等,预计通过远程医疗节省医疗费的边际收益效果将十分微弱。仅看美国,Google Health面临美国国民使用远程医疗服务的局限,通过远程监测虽可为患者节省1万1000亿韩元费用,但设备采购等追加费用达1万3000亿韩元,服务使用毫无激励,因此不得不停止服务。
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替代面诊的远程诊疗。若予以允许,不仅对医疗界,对国民也将是巨大的灾难。远程医疗并非治疗技术,不可能替代面诊。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远程医疗无法替代通过视诊、触诊、叩诊、听诊等基本诊察行为进行的面诊所具有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其价值。远程诊疗中,患者信息的准确性相比面对面接触必然明显下降,医疗事故发生可能性增大。那么远程诊疗导致误诊的责任由谁承担?由患者承受吗?还是医生负责?或者是提供通信技术的企业负责?远程处方与远程配药又该如何处理?将产生诸多现实问题。
国民对U-Health的认知也不佳。据产业研究院资料,62.4%的医疗消费者表示只有在U-Health引入后经过一定时间才有意愿使用。这意味着要在技术安全性等得到确认之后才使用。此外,超过90%的受访者回答即使U-Health活跃起来,仍将继续使用面诊。无论准备得多么完美,如果使用的消费者无法满意,就绝不能称为好的制度。
在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可节省国民医疗费,且以社区诊所为中心、专科医生与医疗机构可及性优异、医生密度高的我国医疗环境下,引入远程医疗的讨论是不必要的课题,需要全面重新检讨。政府与产业界也应从远程医疗或远程诊疗的幻想中醒来,正视市场现实,认识并承认贸然的尝试会威胁到为5000万国民健康与生命所必需的医疗体系根基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