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正在休育儿假的男性与儿子一起向出门上班的妻子挥手告别。专家建议,应通过推动育儿假的普及、改善托儿所现状等方式,尽快解决低出生率问题。/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库
#在釜山水营区一家托儿所担任保育教师的金某(32岁,女),以出生未满20个月的孩子哭闹吵人为由,多次殴打其背部致其出现淤青。孩子仍不停止哭泣,怒火达到极点的金某用被子蒙住孩子的脸并将其扔到角落。此外,金某因嫌逐一照料麻烦,还把感冒儿童使用过的勺子直接用来喂其他孩子吃饭,最终于今年5月被检方查获并被批捕起诉。
#在某公共机构从事行政工作的A(34岁,男)有包括两岁的Teoul在内的两名子女。把孩子交给托儿所总让A莫名产生自责感,于是他与妻子决定轮流使用育儿假。A从2008年6月到2009年5月,以及2011年8月到去年7月,共计两年为照顾孩子而停止上班。当然,一开始并不容易,因为单位内从未有过男性使用育儿假的先例。A诉苦说:“同事们背后各种议论,说是家里有钱不愁吃穿才这样,说是精神不正常之类的”,“对育儿假接受度相对较高的公共机构都这样,民营企业可想而知”。
这些事例直观地显示出在韩国养育孩子生活是多么艰难。如果第一个托儿所的事例暴露了恶劣的保育环境与基础设施,那么第二个休育儿假男性的事例则原原本本地呈现出仍停留在落后水平的保育文化。
先来看保育环境的问题。本应名副其实地成为儿童舒适之家的托儿所,却在加重父母的不安,逐渐成为被回避的对象。
实际上,政府查出违法事项并作出行政处分的托儿所数量,从2009年的739家增加到2012年的1715家,增长了一倍以上。
违规事项也五花八门,包括虚假登记儿童、教师以骗取补助金,直接把过期食品用作供餐材料等,车辆安全管理、健康检查实施等细小规定也被习以为常地忽视。
托儿所的这种道德风险直接转化为需求方的不便。特别是最近有说法称,部分托儿所偏好每天只托管3~4小时的家长,令双职工夫妇更加为难。这是在恶意利用免费保育扩大实施后,以往只在家中养育孩子的全职主妇越来越多地把孩子短时间送到托儿所这一现象。
按照现行《婴幼儿保育法》实施规则,托儿所运营标准要求每周运营6天以上、每天运营12小时。
京畿道一位家长坦言:“几个月前去一家托儿所咨询,说需要把孩子托管到傍晚,对方回答说‘留到那么晚的孩子恐怕只有你的孩子’”,“托儿所公然诱导短时间使用的手段让我无语,我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出”。
比保育环境更严重的是保育文化。社会对使用育儿假等的眼光并不友善。如果增加人力投入和投资、完善制度,保育环境尚有改善空间;但保育文化的问题不在制度而在惯例,若整个社会的认知不改变,解决就遥遥无期。
特别有观点指出,要改善保育文化,男性休育儿假者必须大幅增加。以去年为准,育儿假使用者总数为6万4069人,比2008年(2万9145人)增加一倍以上。整体来看,这一统计似乎表明育儿假制度正在我国社会扎根,但细看男女比重,情况就不同了。
2012年全体育儿假使用者中男性为1790人,占比不足2.8%。我国《关于男女雇佣平等及工作与家庭兼顾支援的法律》规定,夫妻各可使用1年育儿假,雇主若拒绝育儿假申请须缴纳最高500万韩元罚款,但实际刑事处罚案例为零。
去年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以有育儿假经历的男性为对象开展的深度访谈中,B坦言:“休了6个月育儿假回来后,工作考核评分掉到了谷底。”
也就是说,制度虽已完备,但由于顾虑韩国特有的组织文化和他人眼光,大多数男性不得不对使用育儿假望而却步。
这种保育环境的不完善和倒退的保育文化直接导致了低出生率问题。据韩国保健福祉部数据,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连续10年在1.3人左右徘徊,与爱尔兰(2.07人)、法国(1.99人)、瑞典(1.98人)、英国(1.98人)、美国(1.93人)等海外发达国家相比远远不及。
专家建议,为缓解这一低出生率问题,应尽快改变保育文化并升级保育环境。
首先有观点指出,就托儿所而言,应大幅提高自有资本比率,改变只能执着于盈利的结构。育儿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委员徐文姬指出:“目前托儿所的许可标准是‘负债比率低于50%’,由于有债要还,供餐和教师待遇等整体服务质量必然下降”,“应朝提高自有资本比率的方向强化许可标准”。
徐委员还指出:“教师恶劣的工作环境也必须改善”,“不仅要改善待遇,补充助教等人力也十分紧迫”。
关于推动育儿假普及,有人提出提供激励、现实性地重新调整期限等方案。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研究委员洪承娥建议:“对双职工夫妇轮流使用育儿假的情况,应前瞻性地考虑提供激励,例如提高目前仅为40%的工资补偿率”,“相反,对男性而言,与其像现在这样把无人使用的育儿假期限定为1年,不如像海外发达国家那样即使现实性地缩短期限,也要改为强制性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