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海运业界正高度关注政府是否放宽船上赌场许可标准。乘坐游轮(邮轮)访问韩国的中国游客不断增加,但他们偏爱的船上赌场标准严格,现实中韩国国内邮轮难以开设。主管海运业的韩国海洋水产部为振兴邮轮产业希望放宽管制,但因与掌握赌场许可权的文化体育观光部存在分歧,推进被延迟。
政府自第二季度起陆续推出promote投资培育的制度改善方案,但真正关键的“大钉子”因当局间协调不足而无从下手。
甚至朴槿惠总统的代表性竞选承诺也因政策制定主体之间步调不一而接连碰壁。原因在于在推进大型政策过程中,不仅政府部门之间,与执政党、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的不协调也接连浮现。
据10日政府主要部门消息,为振兴服务产业、创造就业而推进的赌场设立管制放宽、医疗生活合作社振兴、风电产业园区建设等重大项目,因当局间意见分歧而陷入停滞。
原本被期待既能增加社区岗位又能扩大地区定制型福利的医疗生活合作社设立政策也遇阻。希望将其用作促进串通严重的医疗界竞争之机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主张降低医疗生活合作社设立门槛,而不得不考虑现有医疗界立场的韩国保健福祉部则坚持应严格设立条件,双方对立。
这些政策虽与朴槿惠总统“将大幅扩大对服务产业投资”的承诺一脉相承,但年内部门间能否达成协商尚不明朗。观察此事的相关人士一致将阻碍政策协调的主要原因指向“饭碗”。
随着经济高度化,产业界已进入必须打破行业、功能壁垒、推出融合型产品才能实现增长的阶段,而政府部门却不愿把旧“隔间经济”时代形成的组织与职能、审批权限、预算这块“蜜糖”与相关部门分享,从而导致协调延迟。
此外,相关当局受其主管行业庞大利益团体游说左右,部门利己主义盛行,甚至到了给国政课题推进踩刹车的程度。
被部门间不协调拖住后腿的并非只有承诺项目。
为缓解资金链枯竭之苦,甚至动用韩国银行发钞能力而推出的公司债稳定方案,直观地显示出部门利己主义扎根之深。
韩国金融委员会原计划提供14万亿至20万亿韩元规模的出资支援,却遭到韩国企划财政部反对。因此金融委只能将债权银行购买公司债的比例从此前的20%提高到30%,并以金融投资协会下属证券公司等设立债券市场稳定基金的形式勉强筹集财源,最终仅公布了6.4万亿韩元规模的支援方案。发布时间也因协调工作而推迟了一周。
朴槿惠政府在执政初期为打破部门壁垒、顺利协调经济政策,甚至引入了经济副总理制度,但目前仍被批评成效未达预期。甚至连副总理亲自指挥的企划财政部政策事项也遭遇其他部门不配合,使“政策控制塔”这一别称名不副实。
典型例子是免税、减免制度的结构调整。企划财政部要求各部门对其主管的免税、减免条款的实效性等进行自我评估,并嘱托提交评分结果,但在约220个评估对象项目中,竟有40个项目未提交。据受托执行该项业务的租税研究院方面解释,即便提交了评估结果的其余项目中,也有相当多是在远超通报给各部门的截止日期后才提交。
问题在于,这种政策协调不成熟不仅是特定部门或特定官员的问题,而是涵盖政府、执政党与地方自治团体的结构性不协调。
其中当下最直接的障碍是,政策协调的主体本身常常就是利害当事方。
以当前政策矛盾最大的地方财政健全性问题(取得税下调、免费保育财政危机等)为例,作为经济司令塔的韩国企划财政部本身就是直接利害当事方。因此这种情况下本应由立场中立的总理室出面协调,但其作用被企划财政部遮蔽而难以显现,安全行政部和地方自治团体则常以企划财政部把国家财政负担转嫁给地方为由与其对立。
造就“散沙式领导力”的执政方公认提名,也是国政不协调的结构性原因。新国家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在上届第19届总选过程中,对胜势没有信心的党领导层在提名时把当选可能性置于‘党性’(对党的纲领与政策的忠诚度)之上,这是祸根。”以此当选、佩上金徽章的议员们对独自生存过于自信,不少情况下与党领导层等确定的政策方向步调不一。因此即便党领导层想通过实务党政协商等把事先与政府协调好的政策最终敲定,也难以确保能被采纳为党论。政府艰难达成部门间共识、准备提交国会的法案,会因执政方支援火力未能发挥而陷入困境。这也是有评价认为执政党的政策主导权已消失的原因。
因此,为实现顺畅的国政协调,对涉及企划财政部利害关系的事项应由总理室积极出面调解,而企划财政部在与其他部门协调时应积极运用预算编制权等推进“大交易”,需要这种战略性路径。此外,官界与国会内外的看法是,执政党领导层也应以政策调整委员会为中心,完善高效的决策体系,以使政策协调得以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