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28 | 이재유

践行仁义礼智的中国商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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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画家张择端描绘首都开封面貌的《清明上河图》中的市场景象。画中可见骑骆驼而来的外国商人,以及戴冠、着袍、骑马、被推测为高丽人的人物(左下)。/图片提供=行星B出版社

是生意人,是买卖人。从国家立场看也没有特别欢迎的理由。大多数国民从事的农业便于征税、流动性小,作为稳定税源承担了国家财政的大部分。但人数不多的商人,无论生意规模还是收益都便于隐瞒,四处漂泊难以管理,反而被视为只会惹事。

进而,虽有风险但利益远高于农业的商业若吸引人力涌入,作为稳定收入来源的农民将减少,这种担忧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在观念上也得以延续,形成了农民是从土地上正直获取报酬的"义"、商人是只追逐利益的"利"的对立结构。自古许多国家把农民推崇为天下之大本,并在"士农工商"中把商人置于末位,以种种管制和歧视加以束缚,这些都有其自身的理由。

然而,在台湾以中国商人研究取得博士学位的首尔数字大学中国学系教授李和承,通过历史上的多位人物提出了略有不同的观点。即众所知名的古代政治家们也具备经济认识,进而商人中也有许多实践儒家"仁义礼智"、探寻超越"利文"之道的情形。

例如以"管鲍之交"闻名的管仲便是如此。他成为齐国宰相后,大力推动政治改革,尤其是工商业发展。他强化了"看不见的税"即间接税、国家对盐铁的专卖税,以及为吸引全国商人的基础设施客栈体系。他主张富人花钱才能为穷人创造工作岗位,遇荒年百姓困窘时,还通过大规模宫殿扩建工程增加就业。

《史记》的司马迁也在这部巨著末尾加入《货殖列传》,强调士农工商皆为重要。尤其介绍了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如何对社会作出贡献,在当时"重农抑商"风气中掀起巨大波澜。事实上在朝鲜时代,甚至连提及《货殖列传》本身都被视为禁忌。

李教授注意到,宋代终于出现了拥有全国性组织的商店和信用交易。其分析认为,随着士大夫从事商业,在只重视用途(用)的市场上,加入了重视人与人之间信任(信)的儒家思想,从而产生了"信用"的概念。进而在元代,通过完备的驿站体系和宋代已建成的海洋贸易基础设施,经济更加活跃。明代宦官郑和率领的长达28年的大规模船队出航,不仅推动了造船技术发展,也将贸易范围扩展至东南亚地区。远距离贸易和地域商人的诞生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特征。

如此,商人在活动领域扩大、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开始关注符合儒家价值的勤俭、节约、修身、正直等。尤其在国家之手无法触及之处,商人的作用很大。洪水或旱灾时出面救济贫民,日常参与在地方修桥筑防波堤的土木工程,以及书堂之类的福利领域。其中功绩较多的商人获皇帝授予官职,在社会上也受到尊敬。

本书以商业或商人为中心,概述了辛亥革命前至19世纪后期的历史,细致追踪了并非只为利益而昏了头的买卖人、而是"商道"得以确立的过程。只是在介绍众多历史上的巨商的同时,未能展现出提出新商人范式的凝聚力,这一点略显遗憾。1万8000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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