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韩国女性政策研究院的负责人,我倾注心力的工作之一是女性之间的国际交流。我们与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国的公务员、专家、非政府组织(NGO)活动家共同举办促进女性发展的研讨会,其间也会分享韩国的经济发展与女性发展经验。这些国家在男女差距问题上比韩国更好,女性部长人数大多为3至4名,有时还会自豪地认为其两性平等比韩国做得更好。
那么,他们想从韩国学到什么呢?前来我们研究院学习的人中也有中国人、日本人、澳门人、香港人,他们表示想了解韩国的女性政策、女性政策研究机构的设立及运营方式。
当然,许多国家在通过官方开发援助(ODA)事业接受援助时最为重视的是经济发展。铺设道路、兴建高楼被置于优先地位,但他们也想了解实现女性发展的韩国女性的潜力,并希望学到最终诞生女总统的女性们的秘诀。
韩国是唯一从受援国转变为提供援助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的国家,因此近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分享韩国发展经验的兴趣不断上升。韩国产业发展与开发援助的历史虽短,但还有另一股强大力量。在性别平等、消费者保护、环境、人权等多个领域的议题上,通过NGO活动实现了国民关切的共享。国民就政府与企业的透明性、廉洁性及效率达成了民主共识。韩国在加入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初期,曾是接受性别平等相关建议的国家,如今却成为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乃至中国、日本都前来学习女性政策及女性政策研究的典范。
性别影响分析评估、性别敏感预算、性别敏感统计(两性平等影响分析、两性平等预算、两性平等统计)等性别平等政策,以及女性农渔业者培育政策、女性科技人才培育政策、女性企业家支援政策、工作与家庭兼顾支援政策等,我国迄今取得的女性政策及相关法律与制度的发展成果,完全值得向这些发展中国家传授。
在此背景下,近来关于韩国型官方开发援助事业模式的讨论十分活跃。此时应当思考的是,如何不浪费、精打细算地开展以韩国人税金执行的官方开发援助事业。我认为其解法在于,让考虑女性特性的女性政策渗透到开发援助事业的每一个环节。如今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韩国型ODA事业方式:不仅向发展中国家传授韩国的发展及女性发展秘诀,还要走近那些国家的女性,开展她们所需要的项目。此外我还想强调的是,必须让她们自身能够发展出民主能力。
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大多通过婚姻移民者构成的多元文化家庭与我们韩国社会结下深厚联系。政府在第二次多元文化家庭政策基本计划中,提出了对国内婚姻移民者及其子女经济活动的支援,乃至与婚姻移民者母国的合作方案等,积极推动与ODA事业的结合。如此,韩国作为亚洲女性政策的枢纽国家,在国际女性界的作用日益重要,期待今后能有更多韩国型ODA以结合女性政策的形式取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