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劳工参加在首尔普信阁前举行的“外籍劳工五一劳动节”集会,要求保障外籍劳工的劳动三权、废除雇佣许可制。/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室
#5月底有消息称,歌手PSY在意大利演出期间遭到种族歧视。果不其然,网民群起激愤。从“抵制意大利旅游”到“意大利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本来就低劣”,各种无法核实的诽谤四处蔓延。
# 而在此前的5月初,被称为“小PSY”的黄敏宇遭到了种族歧视。向黄同学射出种族歧视之箭的韩国人,纠缠于他母亲是越南人这一事实,泼洒不堪入耳的辱骂。受害者在某个瞬间变成了加害者。
这两起事件,完整暴露出我们社会看待外籍劳工与多文化家庭的扭曲视角,那就是“双重性”。对来自外部的双重标准大加嘲骂,同时对我们内部的排他性闭目不视。
问题在于,进入多文化社会的速度极为陡峭。预计到2050年,多文化人口将超过200万人。相比目前约30万人的水平,30年后将激增6~7倍。在此情况下,韩国还因老龄化及低出生率等影响,背负着劳动力不足这一长期课题。外籍劳工与多文化家庭也可能成为化解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替代方案。三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崔洪指出:“为维持经济活力,外国人流入不可避免,需要有将由此产生的成本最小化的战略。”
◇作为低出生率、老龄化替代方案浮现的移民=在衡量国力的诸多要素中,不可缺少的就是人口。尤其像我国这样几乎没有天然资源的国家,说人就是一切也不为过。
据三星经济研究所数据,预计韩国生产可能人口(15~64岁)比重将在2016年后转为下降趋势。核心就业年龄25~54岁人口从2010年开始减少,预计到2050年左右将减至目前一半的1300万人水平。
相反,在韩停留的外国人与多文化家庭持续增加。据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统计,2009年仅为27万人的多文化家庭人口,到2020年前后将增至74万人,2050年将达到216万人水平。
生产可能人口减少,会导致劳动人力供需出现障碍、税收减少,潜在增长性下降。归根结底,要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除提高生产率外,外部劳动力流入不可避免。实际上,外籍劳工与多文化家庭是解决劳动人力减少问题的最佳替代方案。仅从统计上也可看出,因人口减少造成的劳动力缺口正由跨海而来的人力填补。
◇多数移民被投入“3D”劳动=与外籍劳工承担着韩国经济一角的事实无关,他们在我们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却十分寒微。让我们暂时回到过去。
作为1970年代韩国经济增长功臣不可不提的,是派往德国的矿工和护士。当时派德矿工向本国汇回的钱每年达5000万美元。曾被视为远东亚洲边缘的韩国,以在遥远异国靠体力劳动挣来的外汇为基础,实现了汉江奇迹。当年派德矿工的类似景象,如今在韩国社会也能看到。从经济水平较低的第三世界来到这片土地的外籍劳工,大部分只被置于本国人回避的所谓“3D工作”之中。
恶劣的工作条件难以改善,反而引发大量社会成本。随着外籍劳工与多文化家庭以未受控制的速度增加,阶层间矛盾、对多文化家庭的歧视、恶性犯罪增加等社会副作用急剧上升。
比这更大的问题,是内在于我们之中的歧视与蔑视目光。只要一般市民把经济能力较低或来自落后国家的外籍劳工置换到阶层阶梯最底层的意识结构不改变,多文化家庭就难以在我们社会扎根。
◇必须打造韩国型移民模式=外籍劳工与多文化家庭已成为无法再回避的时代潮流。若对其放任不管,因移民问题伤脑筋的西欧之事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2010年不得不承认过去的失误,称“曾以为1960年代流入德国的外国劳工总有一天会离开,但并非如此”。
最终必须打造出外籍劳工化解劳动力匮乏问题、成为经济增长基础的良性循环结构。为此,改善以低熟练劳动者为主的现有结构、加强对占多文化人口较大比重的婚姻移民者的后续教育等补充措施必不可少。多文化家庭的中小学及高中学生数从2006年的9389人急增至2012年底的4万6954人。然而他们正面临韩语不熟练、被同学排挤等问题。在社会安全网中被放任的多文化子女,今后沦为贫困阶层的可能性很大。
从根本上说,还需要为实现“韩国型移民模式”而进行公共讨论的过程。若像现在这样只把外籍劳工视为单纯“一日义工”的对象,他们很可能始终停留在我们社会的边缘。京畿开发研究院研究委员崔熙淳表示:“正如2011年挪威恐袭事件所显示的,国内对外国人厌恶症和反多文化意识的关注也在升高,已无法从多文化冲突中置身事外”,“但目前多文化政策以中央政府为中心推进,需求者的政策满意度并不高。”他还补充说:“除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援外,还应有改善多文化意识、构建多文化基础设施等官民联合的现场定制型政策作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