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如今正站在十字路口。要实现真正的增长,在征税和用税上必须确保效率与公平。”
新近执掌名副其实的韩国“智库”——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金俊经(57岁,见照片)院长23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我国潜在增长率下滑的速度快于预期”,并提出了“十字路口”一词。
他说:“如果没有增长,就收不到税,也无法通过财政支出来执行(implementation)政府政策”,“在我三年任期内,我将重点分析创业、教育等主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执行效率如何,并就国家前进方向提出建议。”
他还发出警告,称若当前局面继续延续,韩国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1971年成立的KDI引领了“汉江奇迹”,奠定了经济基石。近来KDI备受关注,也源于外界期待它能为陷入低增长陷阱的韩国经济找到突破口。尤其是历任院长先后出任韩国银行总裁(金中秀)和经济副总理(玄旿锡),国民对KDI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
新任掌门金院长肩上的担子也比谁都重。或许正因如此,金院长在整个采访中发言十分谨慎。对尚未定论或敏感的现实议题,他尽可能少言。
但在必要之处,他的解读比谁都清晰明快。他在白纸上亲手写下十余页我国经济的问题,并逐一指出解决方向。看得出,KDI的建言可能直接与政策相连的责任感已深入其骨髓。他强调:“韩国在1960至1980年代的腾飞过程中已积累了众多成功案例”,“KDI以过往经验为基础研究开创未来的方向,是一种使命。”
“须恢复增长—税收—财政支出的良性循环结构”
金院长对韩国经济低增长格局固化深表忧虑。
“无论如何,要实现增长,就必须以各阶层按付出获得相应成果回报的‘包容性经济增长(inclusive growth)’为目标。两极分化若进一步加剧,阶层间冲突会使政府无法推行好政策。”
在这一脉络下,他所比较的正是陷入长期萧条的日本。他说,韩国老龄化速度快于日本、两极分化更严重,因此更令人担忧。
“即便只是为了尽可能防止(出现日本那样的长期萧条),在征税与支出上也必须确保效率与公平。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增长率提高、税收重新增加的良性循环结构,走上与日本不同的道路。”
由于增长过于疲弱,眼下的忧虑是税收。金院长说:“为什么税收不上来,对此的研究已成为重要课题。”他介绍称:“到1960年代中期,税收基础薄弱,1966年以韩国国税厅成立为契机推进税政改革,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间对5000多家企业实施了税务调查。”
“虽然也有1965年起增长率上升、企业具备了纳税能力的因素,但结果是税收每年增长51%,1974年成为不再接受美国援助的自立政府。这正是我国从贫困的恶性循环走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转折点。”
“执行才是问题”……将分析创业、教育等财政支出,建言国家方向
更重要的是政策执行。金院长在采访中反复说“执行才是问题(implementation matters)”。意即引入政策固然重要,但政策能否被切实执行已变得极为关键。
“事实上,此前经济学家们并不关注政策执行是否到位。因为他们认为政策一旦确立,自然就会推进。”
但现实并非如此。虽然对托儿所提供财政支持,却乱象频出,而被称作“沉睡的教室”的公共教育问题更是毫无解决迹象。
金院长表示:“KDI的60名研究人员不可能审视所有政策执行,因此将先从创业、教育入手。”
他举的例子是信用保证基金和技术保证基金。
他指出:“信保和技保本应支持经营年限较短的企业,但实际获得优惠的相当多企业已有10年、15年的经营年限。这就是执行出错的案例。”金院长解释说:“如果像KDI这样的研究机构提出问题,并通过建立科学的数据库,让普通国民也能理解政策资金被错误投放的情况,问题就有望得到纠正。”
但对政策执行进行反馈和监测并非易事。他说:“归根结底,重要的是从实用主义视角出发,不受左右意识形态影响地去接近问题。我打算朝这个方向激励KDI的研究人员。”
“如果国家如此高效使用国民税金的事实为人所知,国民对征税的信任度自然会提高。这样一来,经济的活力上升,政府就有了信心,国民也会安心。”
“美国量化宽松……我认为负债削减仍不充分”
话题转向经济现实议题。金院长以“可能影响市场”为由回避了敏感部分,但仍细致地诊断了全球经济。
“作为最终消费者的美国和欧洲要摆脱危机,就必须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这样国际贸易势必萎缩。已经过去五年,作为生产者的中国谈的是7%左右的增长,我们的出口也只是个位数,这意味着余震仍在持续。”
据KDI分析,美国退出战略的“好情形”是:即便金融市场短期受影响,实体部门仍受益于美元走强而出口增加。相反,“坏情形”是:金融市场波动急剧加大,韩元像2009年那样急速贬值并出现信贷紧缩,尽管韩元走弱但需求不增,连实体部门也陷入衰退。
他指出:“美联储(Fed)主席本·伯南克提及2015年加息可能性,应是对实体经济复苏有一定信心”,但同时表示“不过,量化宽松推迟了负债削减、使结构调整相对不足,如何化解这一点是关键”。
关于房地产,他先表示“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还要考虑政治和社会层面”,并解释称“外汇危机之后,担保能力更强的富人大量买入住宅,房地产基尼系数创下史上最差”。他说:“结果是住房抵押贷款或许活跃了,但分配恶化了”,“对房地产税制需要深入研究。”
“应开放服务业并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话题再次转回低经济增长率。我国还能重新提高增长率吗?这是原则性问题,但金院长的回答很有力度。
“Samsung Electronics已成为跨国企业,但像服务业这样长期封闭的领域依然存在。虽然实行了开放,但实际上管制众多,比如经济特区的一站式服务做得不好,我认为还有充分的改善空间。对外籍劳动者,也可以更前瞻地研究更优质的移民政策来解决老龄化问题;中小企业政策也不能只是保护与扶育,而应把低效企业重新配置到有前景的领域以提高生产率……”
金院长的发言中涌现出诸多想法。尤其在中小企业能力强化方案上,他以新村运动为例。
“新村运动当时把3万5000个村庄按成绩分为自立(发展)村、自助村和基础(落后)村,1972年时占比超过50%的基础村在四年内消失了,全部变成了自立村。秘诀很简单。就是让落后村的领头人与优秀村的领头人一同接受培训,并直接走访优秀村学习经验。中小企业同样应为落后企业创造提升能力的机会,使其能够追赶上胜者。”
金院长强调,我国已经拥有成功的DNA。他说,这在他历时两年半研究的韩国发展经验案例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
“在1960至1980年代的腾飞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无数成功。并最终实现了汉江奇迹。在韩国社会,(包容性增长这样的概念)绝非全新的路径。”
He is…
▲1953年生于首尔 ▲1975年京畿高中 ▲1980年首尔大学计算统计学系 ▲1988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经济学硕士、博士 ▲1990年入职KDI研究委员 ▲1996年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1998~2000年总统咨询政策规划委员会委员 ▲1999~2000年KDI宏观经济组组长 ▲2000~2002年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2002~2006年KDI研究协调室室长、金融经济组组长、宏观金融经济研究部部长 ▲2005~2006年国民经济咨询会议政策规划委员会专门委员 ▲2006~2007年KDI副院长 ▲2008年第17届总统交接委员会委员 ▲2008年总统室经济首席室财政经济第二秘书官 ▲2011年国务调整室金融监管革新TF民间委员长 ▲2008~2013年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教授 ▲2013年~ KDI院长
■ 金院长其人 重视研究完成度……追求完美的“早起鸟”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院长金俊经是圈内人尽皆知的“早起鸟型人物”。
他在担任一线研究员时期,因凌晨4点就来上班,成为每天早上为其开门的KDI保安最不喜欢的人——这则轶事很有名。就任院长后上班时间推迟到8点,但他依然早起开始一天。
金院长以重视研究完成度、严格追求完美而闻名。这也是他被视为KDI历任院长中最专注于研究这一基本目标的人物的原因。
但他对没有政策替代方案的“为研究而研究”极为否定。政策研究机构撰写的报告必须始终提出政策建议,这是他的理念。KDI研究人员在面对金院长时不得不在学术上保持紧张,原因也在此。
金院长的专业是金融。尤其在不良银行处理、企业结构调整、金融产业分离、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研究经验。
就任院长前,他在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研究新村运动等韩国经济史。由于他的父亲是朴正熙总统任期内在任最久的秘书室长、朴正熙总统纪念事业会会长金正濂,他的新村运动研究更受关注。称他为“新村先生”也不夸张。
金院长上任后,KDI气氛相当振奋。因为他自1990年入职KDI以来在此工作23年,比谁都更了解这个组织。作为实际经历过大量研究的院长,他比谁都理解学者的难处并努力沟通,这也被视为优点。
他曾在KDI组建摇滚乐队,与研究人员有丰富的人性化沟通经验,这对迎接新掌门的组织而言也是可喜之处。他在就任辞中也表示:“能够成为我怀有深厚情感、奉献了青春的职场的领导者,感慨万千”,“我将尽好对培养了我23年的KDI的使命。”
KDI内外评价认为,面对今年年底预定迁往世宗市、成员不安情绪高涨的KDI,再没有比他更适合安抚并带领组织的人物。上任后,金院长走访了在世宗市在建的大楼,亲自戴上安全帽,花一个小时查看了建筑的各个角落。KDI一位相关人士表示:“为了让KDI在世宗市成为‘大韩民国研究机构的地标’,我们正全力以赴”,“尤其对整合研究院与研究生院图书馆的工作极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