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在智能手机的闹铃声中醒来,上班路上用智能手机听音乐、查看邮件和Facebook。若还有时间就看新闻、看电影或收看DMB广播。用智能手机玩游戏、听广播,不仅拍照,甚至还拍电影。
曾经片刻没有手机就会不安的人们,如今已到了没有智能手机工作和生活都会瘫痪的程度。韩国国内智能手机普及率达67%,为全球最高,每天有成千上万款应用涌现。人们所需的众多物质与精神价值通过智能手机得以实现,又反过来改变人们,并以另一种形态延展。
那么,我们是在利用智能手机,还是被智能手机展开的无限可能性世界所牵引?本书作者、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IT未来学者尼科·梅勒对技术进步将带来的“机会与威胁的悖论”发出警告。
他提醒人们,已故文化评论家尼尔·波斯特曼在《技术垄断》中指出,技术的发展反而在控制人类。其要旨是,人们最初为减少劳动而使用的技术,反而“在文化思维体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作者考察了数字时代的“激进连接性”,即可将海量数据即时、不断地传送到世界任何地方的巨大能力,如何迅速侵蚀传统巨大权力的结构。他主张,对政府、企业、军队、娱乐、媒体、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产生影响的技术激进性,其负面影响更大。
特别是在媒体领域,他追问在推特、博客、智能手机视频急剧取代记者的情况下,究竟应该相信哪些信息,并质疑新的媒体组织能否代替过去巨大媒体鼎盛时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他进而指出可能出现新形态的权力滥用与腐败,甚至给出悲观预测:巨大权力的终结将导致民主制度的腐败,以及用户生成“新闻”的泛滥,而这无法阻止堕落、不道德的煽动家登场。
梅勒教授表示,为防止这些忧虑成真,需要既立足于传统媒体规范、又运用数字技术力量的新媒体模式。例如《卫报》借助网民之力审阅超过200万页的议会报告,仅用三天半就成功分析了其中20%的内容。这就是所谓“众包”,即利用普通人或业余者的劳动力、产品、内容等外部资源的方式。
关于技术对社会各领域的影响,他总体预测巨大权力的崩塌可能引发远超预期的副作用。因此他强调,应把来之不易的20世纪价值与21世纪耀眼的技术合而为一,共同建立新的体系。他进而强调,未来10年将属于那些能把“激进连接”汇聚的能量凝聚为有效领导力、建立稳定而快速响应的机构的人。1万5000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