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下午4时。喷着火焰、伴随巨大轰鸣冲向天空的白色物体,十多分钟后成为宇宙的一部分。在经历两次失败后,罗老号(KSLV-)终于发射成功。
但国民态度冷静。欢呼声四处响起,但冷嘲的人也不少。看到第一级火箭从俄罗斯进口、花了2000多亿韩元却连一个零部件都不能自主更换、始终被俄罗斯牵着走,国民无法一味为罗老号的成功喝彩。
20多年前投身于几乎是一片荒地的宇宙领域、最终成就罗老号发射成功的科学家们的辛劳十分宝贵。但他们的血汗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由于随政权起舞的宇宙政策,罗老号的成功和科学家们的努力都黯然失色。
我国开发我们的星号卫星和科学火箭、正式投身宇宙开发是在1990年代初。不仅与美国、俄罗斯相比,与邻国日本、中国相比,宇宙开发历史也很短。本应制定追赶先进国家的战略并集中力量,现实却恰恰相反。因为随着政权更替,宇宙开发计划动辄改变方向。
以自力发射卫星为目标而开发的科学火箭(KSR-Ⅰ、Ⅱ、Ⅲ)进入2000年代后突然中断。取而代之的是与俄罗斯的合作项目罗老号。这是因为受朝鲜大浦洞导弹发射刺激的当时青瓦台试图通过引进俄罗斯技术缩短进程,但并未向国民作出妥当说明。
罗老号发射成功后,把韩国型运载火箭(KSLV-Ⅱ)的推进日程从原定的2021年提前两年至2019年,同样是受气氛影响的即兴决定。最近,以未来创造科学部为中心,以预算不足和与其他科学领域之间的公平性为由,主张全面重新审视提前发射计划的气氛正在扩散。以我国自身力量将1.5吨级实用卫星送入地球低轨道为目标的韩国型运载火箭开发项目,是一项到2021年8月需投入1万5449亿韩元的超大型科学工程。为缩短日程还需额外增加7000亿韩元,而这一点并未得到妥当审视。
结果,宇宙开发计划本身再次重蹈摇摆不定老路的可能性正在增大。有人指出:“因政治气氛而像橡皮筋一样把预算或日程忽长忽短,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实际上,科学界一位高层人士批评说:“宇宙开发事业比其他基础科学领域更受政权更替的影响”,“因政治利害关系,支持时多时少,因此难以进行体系化培育。”
宇宙开发的特性决定了国家意志极为重要。然而作为后起者的我们在过去20年里一直摇摆不定。国民变得不信任政府,宇宙科学家的士气屡屡受挫。这样一来,宇宙强国之梦只能遥远。
火箭技术与安保直接相关,从发达国家获得技术转移事实上不可能。尽管得到了俄罗斯的帮助,但从在我国土地上完整发射火箭这一点看,罗老号发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发射过程中获得了火箭姿态控制、级分离、卫星入轨等宝贵经验。此外还可期待提升国家品牌及由此带来的出口增长等无法量化的附带效应。罗老号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全球第11个加入“太空俱乐部”的国家,在宇宙开发史上留下一笔,这一点是明确的。
宇宙开发伴随巨额投资。
最近在举国庆祝气氛中成功发射神舟十号的中国,2011年宇宙预算达30.53亿美元。截至神舟九号发射,共投入约7万8000亿韩元。2011年美国投入424.71亿美元,俄罗斯投入65.64亿美元用于宇宙开发。日本和法国分别为35.46亿美元和31.47亿美元。全球宇宙开发预算也从2006年的约540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703亿美元。
现代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金光石表示:“为应对全球不断扩大的宇宙开发需求并加快韩国宇宙产业发展,必须增加政府预算并培养本国专业人才。”
但与此相反,韩国的宇宙开发预算从2006年的3.3亿美元减少到2011年的2.08亿美元。在国家研发预算中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3.5%大幅降至去年的1.5%。这里同样有政治判断在起作用。
目前国民对宇宙开发计划的信任度不及过去。像以往那样只强调宇宙开发的正当性,难以获得国民认同。加之福利等预算需求正急剧增加。宇宙开发已无法依靠政治决断或施惠方式推进。
专家们强调,应着眼20年后,打造即使政权更替也不动摇的宇宙开发模式。必须从改变目前由政权和科学家单方面决定宇宙开发计划的结构开始。应通过讨论会、学术大会等公开讨论宇宙开发计划,寻找最适合我们的宇宙开发模式。
一位专家表示:“以国民共识制定的宇宙开发路线图不会因政权而动摇”,“应在此基础上设定具体目标,然后掌握为实现目标各领域需要什么,逐步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