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法治主义仍处于落后国家水平。世界银行的统计直观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法治排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1个成员国中位列第25位,处于最末梯队。
只有确立法治主义,国民才能安心,经济才能复苏。在法治不健全、犯罪蔓延、社会秩序不安的地方,无法期待国民的安宁。
经济也是如此。在经济领域的法治主义,即财产权保护与营业自由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地方,难以期待企业投资。因此世界各国都将确立法治主义视为国家竞争力的主要要素,竞相整备法律、确保执法透明度。要成为法治主义社会,除国民的守法意识外,法律本身的内容也必须是国民能够遵守的。不切实际、不明确而无法遵守的法律,只会把多数国民变成潜在的犯罪者。
典型的恶法就是陈旧的规制。父母子女之间的赠与税抵扣上限就是代表性案例。赠与税抵扣上限自1993年修改为3000万韩元后,20年来原地不动。考虑物价上涨率,当时的3000万韩元现值约为6000万韩元,但法律依然如故。若为子女补贴超过3000万韩元的全租金,父母便算是违法。1996年定为400美元的海外旅客免税品购买限额同样毫无变化。不仅远低于日本的2400美元,还只有中国750美元的一半水平。去年出境旅客达1400万人,其中一部分恐怕是超出免税限额的违法者。脱离现实的陈旧规制助长了违法。
模糊的规制同样把国民推向违法者之列。在国家法令信息中心检索法令,含有"显著的"一词的条文竟超过1000条。含有"不当的"一词的条文也有1500条。"显著的"或"不当的"明确标准究竟是什么?不明确的规制无法提示违法的标准。结果国民只能在合法与违法之间危险地走钢丝。
也有因不了解内容而无意中成为违法者的情况。去年在规制改革委员会登记的规制达1万4000件。今年仅5个月又新增了900项规制。既没有定期的法律教育,要通晓数量庞大的规制也不可能。这种情况下即便违法被查处,也难以自认过错,只剩委屈。最终我们在莫名其妙中沦为犯罪者,并对法律失去信任。
令人担忧的是,陈旧的规制、模棱两可的规制、过多的规制会不会造就一个"助长违规的社会"。当前的规制已达到把多数国民变成潜在犯罪者的危险程度。在质问国民为何不守法之前,似乎应先审视法律本身是否是国民能够遵守的。只有具备守法基础设施,才有可能通过法治提升国家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