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方’的委屈?能当乙方还算幸运。自由职业者是甲乙丙丁中最底层的‘丁’。”
影像翻译作家P某去年两次遭遇冤枉事。去年3月他承接了电视节目翻译工作,但100万韩元的稿费没能按时拿到。他既求情又施压,过了6个月才勉强拿到钱。之后又接受另一家公司委托,耗时6个月完成的翻译工作,225万韩元稿费彻底被赖掉。发单的制作公司一再推迟支付,最终干脆销声匿迹。P某曾想向著作权委员会申请纠纷调解,但听说拖欠报酬的当事人不出席就无能为力,只能放弃。
朴某倾诉说:“稿费被拖延或被赖掉的情况很频繁,但没有合适的应对办法,令人感到无力”,“处境甚至不如未成年人打零工,只能瞠目结舌。”
调查显示,被称为自由职业者的翻译、作家、编辑等外包出版劳动者,日常遭受拖欠报酬、压低单价等问题。由于不受场所、时间束缚这一优点,表面看似体面,实际上却处于无法应对不合理待遇的恶劣境地。
据全国不稳定劳动撤废连带、为实现劳动人权的劳务士聚会、出版劳动者协议会、外包出版人会议等于今年3月发布的外包出版劳动者劳动实态研究报告,外包出版劳动者正遭受长期性的劳动剥削。外包出版劳动者指在文化艺术领域按次签约接活工作的自由职业者。
实态调查结果显示,88.8%的外包出版劳动者有过稿费延迟发放的经历,经历10次以上的人也多达11.7%。此外,月平均收入不足150万韩元的劳动者接近半数,为45.9%。收入偏低的原因在于单价过低,91.1%的人回答单价不足。
问题在于,这些自由职业者不被归类为劳动者,因而得不到法律保护。尤其是制作公司、出版社等处于“甲方”地位的发单方恶意利用外包劳动者的这一弱点,使问题进一步扩大。
在拖欠报酬方面,劳动者可向地方雇佣劳动厅举报,由劳动厅核实事实关系。事实一经确认,即可对涉事业主下达整改措施,若不履行则可予以处罚。
但自由职业者没有固定雇主,也不领取定期工资,其劳动者身份得不到认定,因此无法获得这种保护。遭遇拖欠报酬的受害者只能提起民事诉讼,但时间和经济负担过大,实际上难以下决心。拥有著作权的作家可向著作权委员会申请拖欠报酬相关纠纷调解,但须由受害者举证,且若被举报人不出席则无从救济。
因此,大多数自由职业者在稿费未能按时到账时,只能采取电话抗议(47.6%)或干脆等待(22.5%)这种程度的应对。
处于甲方地位的制作公司、出版社恶意利用这一点,除拖欠报酬外,在工作单价、时间等方面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翻译K某诉苦说:“与2000年代初期相比,稿费反而下降了,但自由职业者没有话语权,公司给多少只能拿多少”,“相当于翻译费20%左右的重播费,也有被一声不吭截留的情况。”
外包编辑C某表示:“也有过要求把需要一周的活在3天内完成,同时威胁说超过截稿日就要扣减稿费的情况。”
专家指出,要防止这种不当剥削,至少应广泛使用在单价确定方式、工作执行时间决定等方面明示合理准则的标准合同书。
在标准合同书中纳入发单的电视台、出版社等须对劳动者人工费负责的内容,也被作为一种替代方案提及。外包工作除最初发单公司外,往往还经过策划公司、制作公司等数级转包,而大部分剥削正是发生在这些中间环节。
前韩国劳动研究院博士黄俊旭指出:“目前部分行业在使用标准合同书,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只有在公共部门签订自由职业者合同时率先形成使用标准合同书的文化,公正的合同文化才会扩展到整个文化艺术产业。”
韩国雇佣劳动部相关人士表示:“连特殊雇佣劳动者都算不上的自由职业者,制度性保护装置确实仍然不足”,“雇佣劳动部、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等层面正在讨论对他们的保护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