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熙会长自1987年就任会长以来,一直被贴上“隐居经营者”的标签。因为他认为,只要把自己的想法交办给经营层,经营层就会带动三星集团整体运转。
或许正因如此。自就任会长一周年的1988年起,他便不断向经营层强调改革的必要性。然而收到的成果并不令人满意。李会长最终在法兰克福宣言之前的1993年3月至6月间,往来洛杉矶、法兰克福、大阪、东京、伦敦,面向1800余名员工与高管,进行了长达500多个小时的长征式讲演。李会长的想法是,必须以质取胜而非以量取胜,并要通过改革加以转变。
然而,李会长在同年6月7日于德国法兰克福的酒店观看公司内部播放团队制作的不良洗衣机组装过程时,难掩震惊。最终,李会长要求当时的秘书室长李鹤洙强而明确地录下自己的讲话并执行指示。
“我多年来如此强调质的经营,改变的却只有这些吗?把社长们和高管们全部召集到法兰克福。从现在起由我亲自出面。”这正是法兰克福宣言产生的直接背景,也是三星集团新经营正式化的契机。
新经营意味着在对过去的反省和危机意识基础上,推行以质为主的经营。果断摆脱量的竞争,以质为主打造产品,进而在全球化时代提升竞争力,跃升为21世纪世界超一流企业,这就是新经营。
然而,李会长的这些想法当时并未轻易渗透到三星集团的全体员工与高管之中。
李会长在与员工和高管见面的场合总是强调危机意识。“如今不是一流就无法生存。过去二流、三流也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各自生存,但现在必须在世界融为一体的战场上求生。在这种情况下,最可怕的就是没有危机意识的安于现状。”
波音747论也常被他用作阐述改革重要性的重要例证。“三星集团的改革如同已离开跑道的波音747。波音747一旦启动离开跑道,就必须持续上升,在短短几分钟内一路爬升到1万米,若中途停下,就会空中爆炸或坠落。我们不能就这样坠落,不是吗?”
此外,李会长为警惕个人利己主义和集体利己主义,还通过“拖后腿论”、机会不会再来第二次的“扬子江论”、成为三星集团员工与高管赏罚标准的“胡萝卜论”等,亲自推动员工与高管的意识改革。经过这些努力,三星集团的新经营在20年后的今天仍作为三星集团的DNA扎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