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大量制造有利于上层的政策 引发不平等 加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须认识到构建强化平等性的体系 对所有人都有利
经历外汇危机和金融危机后日益窘迫的社会与经济氛围,催生了各种新词。起初半是玩笑半是叹息地说着的“五六盗”(干到56岁就是小偷)、“四五定”(45岁退休)、“三八线”(38岁退出职场),随着失业与就业难袭来,如今“二太白”(二十多岁大半是无业者)也已是旧话,甚至出现了“十长生”(十几岁就要考虑前途)。
但这似乎只是“我们”的故事,而非“我们所有人”的故事。据Statistics Korea数据,1993年按收入计算的前10%群体月收入为后10%的6.8倍,而1998年骤升至9.4倍,至今仍维持在9倍左右。从韩国国税厅的资料看,2011年前1%的年平均收入(3亿8120万韩元)也达到中位收入(1688万韩元)的22.6倍。
这种两极化的主因究竟是两次经济危机反而给上层提供了积累更多财富的机会,还是冲击集中在了下层,暂且留待日后细究。本书要集中论述的是: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两极化既是政治体系失败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不平等催生了经济体系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反过来加剧不平等,形成被吸入的恶性循环漩涡。作者称,在此过程中市场效率正恶化到严重水平。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关于信息不对称后果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世界级学者,曾在克林顿总统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时期,他曾高强度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亚洲外汇危机的财政紧缩及高利率政策,并批评自己所属的世界银行的政策反而加剧了后进国家的贫困和贫富差距,其后离职。因此保罗·克鲁格曼称他为“不可替代的伟大经济学家”,他也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唯一被划为左派的人。
他表示,当前的不平等大多源于政府政策。正如克林顿政府大幅降低资本利得税率养肥了富豪,他主张政府政策实际上总朝着最有利于最上层的方向推进。经济精英支持那种牺牲其余成员、把利益集中于自身的法律体系。从预算政策到货币政策,甚至到司法体系,国家所有重大政策决策中都反映着不平等。他强调,而这些政策又在使不平等永久化和恶化。
他进而指出,富裕层散布的最糟糕神话,是政府支出增加经济就无法复苏的逻辑。他还断言,金融业者和前1%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总会考虑的削减工资和削减预算并无帮助。他们或许认为只有削减工资、强化劳动市场灵活性才能增加自身利益,但如果一个家庭收入减少,即便削减支出,偿还银行贷款的能力也不会提高。
斯蒂格利茨表示,市场应朝强化平等性的方向重新调整,并要求收入上层与下层双方都有所觉醒。作为后99%的“我们”必须明白,自己正被前1%玩弄,对前1%有利的东西对“我们”并不一定有利。而前1%也应认识到,这种严重的不平等并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趁还不算太晚。2.5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