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今年以来新任的外部董事大量由权力机关或官僚出身者填充。据某企业评价网站统计,20大集团149家上市公司新任的94名外部董事中,法律界及韩国国税厅、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出身者达29人,占30.9%。若包括官僚出身者,比例升至54.3%。这比去年(38.9%)高出15.4个百分点。反而具备专业性的产业界(17.0%)和学者(26.6%)出身者减少。说是公职者外部董事的鼎盛时代也不为过。
外部董事的存在,是为了以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监督并建言企业经营。很难认为退休的法官、检察官或税务公务员具备这样的能力。尽管如此,他们仍能占得席位,原因很简单。就是要利用根深蒂固的"前官礼遇"惯例,让其对相关机构在职的后辈或熟人施加影响力。这与2011年令全国震惊的储蓄银行事件当时,韩国金融监督院出身者大量任职监事的原因如出一辙。与外部董事相比,称他们为游说者更为贴切。
不能只怪企业。"甲乙法"、集团内部交易输送管制、固定工资等经济民主化相关措施在政府和执政、在野党之间不断涌现,企业经营比任何时候都更艰难。企业迫切需要某种能躲过这场骤雨的妙计。相比防止经营层专断和提供建言这一应有职能,游说能力上升为外部董事的条件,或许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很难认为把企业的监督者反过来当作挡箭牌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对于甚至出现将全体外部董事约90%由公职者填满的企业这一现实,有必要细加反思。应当认识到,企业环境一旦恶化,我们社会与经济的健全性会受到多大负面影响、蒙受多少损失。在外部董事沦为游说者的地方,创造经济与国民幸福都难以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