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06

[社论]强制信息披露的经营层犯罪应限于挪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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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金融委员会似将推动把上市公司经营层与大股东的挪用公款等经济类犯罪前科记录强制记载于事业报告书等文件的方案。从强化小额投资者保护的角度看,这是必要举措,因此对其引入的必要性表示认同。但金融委经研究课题等程序正在考虑纳入强制信息披露对象的前科中,也包含颇具争议的内容,因此须慎重研究,以免导致经营萎缩和侵犯人权。可像年薪5亿韩元以上登记高管个别信息披露制度那样,先在Capital Markets Act中明文规定,再反映到金融委的《证券发行及信息披露相关规定》等之中。

据悉,强制信息披露对象的犯罪正在研究包括挪用公款、背信,以及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不正当交易等《资本市场法》上的不公平交易相关前科、破产经历等。与挪用公款、操纵股价等相关的犯罪有必要优先纳入强制信息披露对象。因为绝不能再次发生投资者对借并购(M&A)之名买卖上市公司、挪用1000亿韩元以上资金的不良企业人束手无策的情况。这虽不是防止投资者受损的根本解决办法,但可成为阻止损失扩散的装置。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不对高管层挪用公款、操纵股价等前科进行强制信息披露的国家据说只有韩国。

但把企业人变成罪犯的业务上背信罪,理应排除在强制信息披露对象之外。学界也有不少观点认为,“若是独立并基于善意作出业务判断,即使给公司造成损失也不应处罚”。与韩国同样处罚业务上背信罪的德国,也通过证券交易法对上市企业适用经营判断原则,减免经营者责任。严格限定业务上背信罪构成要件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也已作为议员立法案提交。既然政府表示要支持失败企业人重整并营造可以再挑战的环境,将破产经历纳入强制公开对象亦显得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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