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界争相推进针对企业的各种监管之际,企业能做的全部就是看风向、自觉退让。在这种情况下,哪家企业还能发挥创造力、进行挑战性的投资呢?”
A集团一位高管谈到近来政界的做法时,话语中不只是挫败感,甚至带着愤怒。
政界打着“经济民主化”旗号,接连推进针对大企业和大企业掌门人的监管法案,企业家的创造力和挑战精神都濒于枯竭——这是财界的共同看法。
国会推进将大企业系列公司之间的交易基本视为“输送生意”并提高处罚力度的方案就是典型例子。连朴槿惠总统都出面表示担忧:“关于经济民主化,虽说可能只是国会常任委员会层面,但其中也包含并非竞选承诺的内容。”然而政界毫不动摇。
企业早已放弃了政界会为克服经济危机而营造良好经营环境的期待。它们坦率的愿望反而是:不要给企业活动层层加锁、把企业家当作罪犯来围攻、打击企业投资意愿。
明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赵东根表示:“选举过程中出于选票考虑或许可以那样做,但现在不是讨论经济民主化的时候”,“首先政界应该清醒过来”。他还补充说:“要实现政界所说的国民幸福、福利与融合,必须有经济增长这一物质基础作支撑,但现在政界却无视增长,只谈幸福和福利。”
◇输送生意监管是典型的民粹主义=16日据政界和财界消息,国会政务委员会将于17日召开法案审查小委员会,计划通过大幅强化输送生意监管内容的MRFTA修正案。修正案的核心是,大企业系列公司之间一旦出现不当内部交易嫌疑,举证责任由企业承担。此外还放宽了内部交易不当性的判定要件,规定企业掌门人若诱导或参与不当内部交易,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将引入这样的方案:掌门人家族持股比例在30%以上的系列公司被查出不当内部交易时,视为掌门人参与并予以处罚。
对此企业界反应是“这也太过分了”。一位大企业相关人士倾诉:“想把系列公司之间的所有交易都定性为输送生意,是典型的不了解企业实际情况的纸上行政”,“如果这类法律通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只能下降”。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经济本部长裴相根指出:“对输送生意的制裁,等于要求没有实施盗窃的人自证没有盗窃嫌疑”,“本来无罪却被误当作罪犯已经很委屈,还要背上自证无罪的责任,实在过于苛刻”。
企业尤其担心,输送生意监管等于彻底否定汽车、电子等韩国代表性行业通过垂直系列化确保世界级竞争力的现实。
◇惩罚性损害赔偿、高管薪酬公开等处处是暗礁=此前,国会政务委员会9日在法案审查小委员会通过了转包法修正案,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的适用对象扩大到不当压价、不当取消订单。由此,法案今后实施后,企业将面临被合作企业接连起诉的处境。一位制造企业相关人士称:“如果转包法修正案实施,与其转包给国内企业而引来问题,不如外包给海外企业更有利。”
国会政务委员会还通过了法律修正案,规定公开年薪5亿韩元以上的上市公司个别登记高管的薪酬。财界对由此带来的隐私侵犯、劳资矛盾以及对高收入企业家的反感扩散表示担忧。
此外,韩国监查院最近认定大企业通过向掌门人子女等输送生意进行变相赠与,并已通知韩国国税厅应对2004年至2011年的交易追溯征收赠与税。对此,大韩商工会议所提出意见称:“可能产生双重征税问题,且违反租税法律主义,应重新审视。”
◇经济民主化余波下企业投资难免萎缩=政界一方面接连推出束缚企业活动的法案,另一方面又要求企业扩大投资,表现出自相矛盾的做法。财界诉苦称,最重要的是,损害企业竞争力的法案一旦真正实施,企业的投资能力只能大幅萎缩。
韩国某集团公司高层人士强调:“在经济环境本就艰难、企业日益萎缩的情况下,鼓励企业充满活力、自由地投资才是正确的政策方向”,“但如果连司法调查机关也加入压制企业、制造肃杀气氛,包括投资在内的企业活动只能萎缩”。
加之可随意解释、伸缩适用的背信罪也成为企业扩大投资的障碍。因存在争议的背信罪适用,金昇渊会长的经营空白长期化、大规模投资实际上中断的韩华集团就是典型案例。
东国大学法学院教授朴敏英主张:“当其他企业因害怕失败而犹豫时,经营层冒着风险投身事业,结果给公司造成损失,却被归结为为谋取个人利益而造成损失并予以处罚,这对国家经济也绝非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