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在首尔小公洞乐天酒店举行的"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30大集团总裁座谈会"上,与会总裁们神情凝重地聆听尹相直(右)长官的开场发言。/金东浩记者
本月4日清晨,三星集团、现代汽车、SK、LG等30大集团的总裁们便匆匆聚集到首尔小公洞乐天酒店。他们的表情如出一辙地僵硬。这就是由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尹相直主持的30大集团总裁座谈会开始前的情景。
在政府主导下聚首一堂的30大集团总裁当天公布了今年149万亿韩元的投资计划,比去年增加7.7%。考虑到今年世界经济低迷以及新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企业很难大幅增加投资,但至少在这一天,它们必须向政府承诺扩大投资。一位财界高层人士坦言:"在新政府上台、要求企业扩大投资与就业的情况下,老实说,今年很难拿出保守的投资计划。"
类似这样由政府半强制性地召集30大企业总裁、发布大企业投资与就业计划的活动,每年都在重复。这也正是被批评为典型"官治"的原因——本应由企业自主决定的年度投资与就业计划,却由政府汇总并公开。
官治与韩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韩国自1960年代以来通过以经济开发五年计划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政策,跃升为世界前十的经济强国。当时的氛围是,政府及官僚、政界人士对经济行为的限制与介入被视为正当。
但随着经济规模飞跃式扩大、经济体系日趋复杂多样,官治早已失去效用。然而政府和政界人士至今仍未摆脱应直接介入市场与企业经营的官治旧遗产。
崇实大学法学系教授全三贤指出:"以法律为政府介入市场提供依据,就是官治经济","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允许高水平的官治,但韩国以宪法第119条第2款(经济民主化条款)为依据,通过法律介入市场的官治盛行。"
◇每逢政权更迭便重演的物价管控=官治弊端暴露无遗的领域是物价管控。食品企业每逢政权更迭都要经历一场折腾。近期面包、牛奶等食品企业接连撤回或搁置涨价。原因在于朴槿惠政府一上台就强调物价稳定,加之农林水产食品部和韩国企划财政部等召集食品企业相关人士,要求配合稳定物价。此前食品业界曾在去年底和今年初接连上调饼干、饮料、酒类、加工食品等价格。这是在前政权的压力与管控下被压抑的物价,趁政权空白期接连上涨的所谓"气球效应"。
李明博政府的"MB物价"很好地显示了这种官治物价的局限。李明博政府针对大米、面粉、方便面、烧酒、卫生纸等52个品目编制MB物价指数并集中管理。但MB物价5年间的涨幅达到消费者物价涨幅的1.6倍。这一事例表明,政府通过拧企业胳膊来强压物价是有限度的。
◇业务领域、转承包等也由政府逐一管控=政府不仅管控企业的定价,还对具体业务领域、转承包合同、关联公司间交易等逐一管控。首先,同伴成长委员会通过中小企业适合行业制度,人为决定大企业不得从事的业务领域。因此,那些从中小企业起步、在特定领域专注深耕而成长为大企业的企业,被劝告退出业务或抑制扩张,遭受相当大的损失。相反,该制度带来的利益归于已构筑垄断地位的部分中小企业和外国企业,消费者选择权受限等副作用却无人负责。转承包交易也是令人担忧因官治而受损的领域。国会政务委员会近期通过了扩大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并将供货单价谈判权委托给中小企业协同组合的转承包法修正案。对此,一位大企业人士指出:"转承包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合同,若以法律加以规定,不仅市场会萎缩,还可能产生企业向海外厂商转包的副作用。"此外,MRFTA抑制经济力量集中与禁止循环持股、对企业关联公司间交易的规制、强化韩国国民年金表决权行使等,也被视为典型的官治事例。
◇应减少政府介入以提升经济活力=专家建议,鉴于官治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巨大,应减少政府介入、扩大市场作用,以提升经济活力。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崔炳镒表示:"发达国家也有部分官治,但不像韩国这样公开进行","要消除官治,根本上政治必须改变,当务之急是将企业规制制度化、透明化。"
全教授强调:"官治经济最终意味着大政府","有必要重温近期去世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通过以'小政府、大市场'为代表的'撒切尔主义'使英国经济重生的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