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被起诉的大学生、教师、公司职员等大批参与的互联网股价操纵网络社区成员通过即时通讯工具谋划操作的内容。韩国大法院量刑委员会去年确定了对证券、金融犯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照片提供=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
在互联网门户网站开设社区、有计划地进行股价操纵的20余名操盘势力被检方查获,并于3日被移送审判。令人震惊的是,大部分操作并非由专业股价操纵者,而是由大学生、教师、公司职员、护士等普通人实施。带领他们的所谓炒股高手“金作家”称“即便韩国金融监督院前来调查也不害怕的势力”,暴露出证券犯罪者罪恶意识的钝化。检方解释称:“这是直观显示股价操纵在整个社会蔓延的案例。”
李明博政府末期接连爆发的储蓄银行事件,对金融机构的道德性与信赖造成致命打击。曾风光一时的储蓄银行会长们因涉嫌随意动用多则数千亿韩元客户存款而受到刑事处罚。为他们提供便利的政界、官界人士及监管当局相关人员也相继被送上法律审判台。
以此为契机,要求彻底根除股价操纵等证券犯罪以及金融机构职员以不正当请托名义收钱的金融犯罪的呼声高涨。有观点指出,这些犯罪不仅造成直接损害,还衍生大量间接受害,必须予以严惩。朴槿惠政府同样在上任伊始就强烈宣示要根除股价操纵等证券犯罪的意志。
基于这样的社会认识,司法部门去年也制定了对证券、金融犯罪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的量刑标准。但一线法院是否会按照提高了力度的量刑标准作出实际判决,还需进一步观察。
韩国大法院量刑委员会去年6月最终议决、并自同年7月1日起施行的“证券、金融犯罪量刑标准”中,包含了与严惩证券、金融犯罪的社会共识相契合的尝试。最终议决的量刑标准,将利用未公开重要信息、操纵行情、不正当交易等动摇资本市场公正性的证券犯罪,按照诈骗犯罪的标准确定刑罚幅度。
因证券、金融犯罪获取的利益在50亿韩元以上、300亿韩元以下的,可判处最高11年有期徒刑;300亿韩元以上的,可判处最高15年有期徒刑。考虑到一般诈骗犯罪中50亿韩元以上、300亿韩元以下最高9年,300亿韩元以上为13年的量刑标准,这比诈骗犯罪的刑期多出约2年。还包含对5亿韩元以上的犯罪原则上建议判处实刑的方案。
对侵害资本市场透明性的犯罪也制定了强化的量刑标准,违反股票信息披露义务最高2年,编制虚假财务报表以及操纵信息披露、会计信息等最高可判3年有期徒刑。
处罚的加重要素也作了调整。对侵害资本市场公正性的犯罪,作为特别量刑因素的加重要素,由原来的“对相关企业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改为“对实际股价等产生重大影响或不公平交易规模极大的情形”,即不将损害范围局限于企业,而是从整个市场来看。曾被韩国交易所或韩国金融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处以纪律处分或罚款的经历也被认定为前科,可据此加重处罚。
量刑标准中还包含金融机构职员收钱或收钱后进行斡旋时,按照公务员所犯罪行的标准严惩的基准。金融机构职员斡旋或受贿斡旋的情形,所收金额只要超过3000万韩元即最高6年,5亿韩元以上则可判处无期徒刑。
问题在于一线法院的意志。有观点指出,虽说量刑标准已强化,但从过去判例来看,处罚力度可能并不高。据量刑委员会发行的年鉴,2006年1月至2011年12月,证券、金融犯罪共796件宣判中,73%即580人被判缓刑,实刑仅占27%(216人)。虽是量刑标准尚未确定时期的统计,但可看出法院此前对证券、金融犯罪一直是“隔靴搔痒”式的处罚。归根结底,关键在于一线法院会考虑变化了的社会气氛,将证券、金融犯罪的处罚力度在多大程度上靠近量刑标准。
交易所或韩国金融监督院等资本市场管理监督机构的相关人士一致认为,处罚应随提高了的量刑标准而强化。金融监督院一位相关人士表示:“证券犯罪的特性是受害者众多、难以特定,因果关系难以举证,这一点可以理解”,但“缓刑比率高的话,犯罪者会认为是‘有赚头的买卖’,因此有必要强化处罚”。韩国法务部去年向量刑委员会转达了意见:“为强化实刑建议规定的实效性,也应在处罚加重要素中增加‘有组织、有计划实施犯罪的情形’。”
也有观点指出,对证券犯罪以犯罪所得金额为标准确定刑期并不妥当。韩国交易所去年向量刑委员会转达意见称:“操纵行情即便失败,其罪质本身也很重,以所得金额为标准确定刑期不合理。”
去年3月量刑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也出现了类似意见。律师高昌贤指出:“某大企业职员散布‘朝鲜轻水反应堆爆炸’的谣言操纵股价,获得2700万韩元差价收益”,“作案手法非常恶劣,但因所得金额不足1亿韩元,按量刑标准处罚上限仅为2年6个月”。其含义是,犯罪所得金额并非由股价操纵行为人的意图决定,而会因证券品种、市场状况而大幅变化,因此不宜作为标准。美国、德国、日本并未按犯罪所得金额对法定刑作差别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