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04 | 서일범

转向“原则许可”,仅禁止特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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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制度改善方案中最广为人知的制度是“原则许可制”。

现有许可制度在国民开展具体事业或营业时,原则上禁止一切行为,再列举“可以做”的行为。属于一种“正面清单”体系。

原则许可制则相反。基本上对所有行为给出“OK”,只禁止特定行为。自然活动空间更大,可将创意想法融入自己的事业。这是契合技术与产业融合、即所谓创造经济的监管制度。

政府也曾在2010年大张旗鼓地宣布将引入原则许可制,扬言将修订共372件法令。但截至去年4月,通过国会的原则许可制法令仅有6件。宗旨虽好,但先天存在法理上的脆弱性,且缺乏明确的立法基准,这是失败原因。在此期间,主导推进许可制度改革的国家竞争力强化委员会已关闭,韩国法制处内部的国民不便法令改编组也悄无声息地被合并撤销。

韩国法制处和专家之间出现这样的声音:“朴槿惠政府应展现改善许可制度的强烈意志,并重新打好原则许可制的理论与实务基础。”

强化许可基准的透明性也是一种办法。有分析认为,应将各类法律与命令、行政规则之间的许可要件规定适当划分,提高经营者的可预测性、降低风险。这样也有望减少为取得内容相似的许可而奔走多个行政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浪费。许可事前协商制也被视为可行的替代方案。若强化让申请人就许可可能性进行事前协商或模拟的系统,可降低行政成本。若以法律规定许可期限,则可将因时间延误产生的金融成本等降至最低。

提升许可主管公务员的专业性也是重要课题。应细化职务设计,使公务员精通业务。同时,若随时代变化新设特定监管,应从外部补充专业人力,并组建许可协议体以实现一站式服务。

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金民浩强调:“在改善许可程序的同时,应同步完成确保透明性、提高便利性、改善主管机关组织等课题。”

在许可放松监管之后制定完善的后续对策也很重要。这是为了防止政府制定对策、向总统汇报后转身就忘的顽疾。事后对策不力的事例屡见不鲜。产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梁贤峰强调:“解开许可相关监管固然重要,但也要彻底做好事后管理,消除企业或经营者可能感受到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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