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便利店工作的兼职员工正在冲泡咖啡。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兼职员工遭受劳动强度恶劣、薪酬体系不合理等不公待遇。/Seoul Economic Daily资料库
“下班后结账时,卖出的商品和收到的钱常常对不上。差额从几十韩元到多则几千韩元,店主一律要求我来补足。雇用关系不明确,为了不被解雇,只能从时薪里扣。”
去年做了5个月便利店兼职的李某(22岁)诉苦说:“比低工资更让人心酸的是店主的蛮横。”按劳动基准法,兼职属于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劳动。但载明工资、休假等条件的合同,几乎无处可见。因为没有合同,即便遭受不公待遇也无处申诉。年初韩国雇佣劳动部对919家雇用青少年兼职的营业场所进行调查,结果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场所多达589家,超过半数。
合同文化的不成熟并不止于此。每年制作数部观影人数达1000万人次的影片、被视为文化产业“点金之手”的电影界同样如此。部分大型电影制作公司在影片票房成功时可赚取数十亿韩元,但流血流汗制作影片的工作人员的劳动合同状况却只有小杂货店的水平。据2005年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调查,电影工作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比例仅为一半。即便签了,由于拍摄待机时间、夜间工作等未在合同中约定,能获得合理报酬的情况也寥寥无几。
雇主不愿签书面合同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在需要时随时变更劳动条件。经营状况恶化时可以“没钱”为由削减工资,受雇者若拒绝则可随时解雇。二是为了逃避监管部门的查处。没有书面合同,遭受不公待遇的受雇者向当局举报时缺乏证明受害事实的资料,调查极可能不了了之。
书面合同的缺失会导致劳动条件恶化。去年领取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劳动者约169.9万人,占全体劳动者的10%。多数是通过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方式规避最低工资规定。
落后的合同文化并非只出现在雇用合同中。典型的例子是出版业。出版业落后的合同惯例主要在围绕出版权与著作权的纠纷中暴露。作品的出版权与著作权完全是两回事,但处于“甲方”地位的出版社毫无依据地行使著作权,垄断由作品衍生的所谓“二次商品”收益。这同样源于事先不明确界定权利关系的落后合同文化。畅销书《漫画希腊罗马神话》的版税问题使作者与出版社对上法庭,也是从不明确的合同开始的。
在分包领域,落后的合同文化也未消失。据2011年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分包实态调查”,回答以口头而非书面方式下达分包订单的发包企业比例高达17.5%。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推荐的标准分包合同书使用率也仅为68.5%。
为逃避未签书面合同的处罚而使用的花招也不少。所谓“背面合同(双重合同)”是典型手法。据大韩专门建设业协会对分包建筑企业的调查,回答被总包企业要求签订双重合同的比例,以2007年为准高达25.2%。也就是说,每4家中就有1家被迫签订双重合同。
物流业的不公平合同惯例也已成为数十年来的社会问题。大韩商工会议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物流企业在与货主交易中遇到的困难,以毫无标准地压低单价占24.6%、不利的合同惯例占13.8%为最多。也就是说,名义上存在合同,实际上货主随意变更运费单价、事实上无合同的惯例不在少数。
不公平条款的制定惯例也构成错误合同文化的一环。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去年不公平条款整改件数为120件,自2008年以来连续5年超过100件。2007年仅为93件。经济不景气导致不公平条款增加。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一位相关人士表示:“使用晦涩术语欺骗消费者的案例并未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