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本就被称为"冲突性存在(Homo Conflitus)",因此社会内部存在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应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张力。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泽从有机体论立场出发,在理论上论证了适度的张力能够激活社会能量、维持均衡,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但这种视角要在现实中成立,前提是社会矛盾能够得到管理和顺畅协调。若社会管理和协调矛盾的总体能力不足,矛盾的显现就不会进入暴露社会系统病理或矛盾并加以治愈化解的过程,而可能导向矛盾放大与纷争常态化。
结构性裂痕程度在OECD国家中居第3位
众所周知,韩国社会在工业化、民主化、信息化超短期推进的过程中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动。在此过程中,社会成员的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能引发纷争的结构性裂痕因素不断累积。若将构成社会的群体、组织、制度之间相互关系中引发张力和纷争的结构性裂痕因素归为5类,可分为民族与宗教矛盾、阶层矛盾、劳资矛盾、地区矛盾、代际矛盾。根据笔者最近开展的研究,韩国社会的结构性裂痕程度在OECD 30个国家中位居第12位左右。按裂痕程度高低排序依次为阶层矛盾、劳资矛盾、地区矛盾、代际矛盾、种族与宗教矛盾。
然而,考虑到历史上我国社会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未曾大幅显露,若在结构性裂痕范畴中剔除民族与宗教矛盾再进行国际比较,可以确认韩国社会的结构性裂痕程度上升至OECD国家中第3位。这可以说反映出我国在经济社会层面的裂痕程度相当高。更何况,尽管目前主要在多民族、多宗教国家观察到的民族与宗教矛盾水平较低,且传统美德与家族主义抑制了代际矛盾,但考虑到多元文化社会与老龄化的推进速度,今后与民族宗教矛盾、代际矛盾相关的测量指标走势也有可能朝负面方向变化,不能不保持警惕。
换言之,如果既无法妥善协调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经济社会裂痕,又未能成功预防今后可能上升的社会文化矛盾,未来韩国社会的结构性裂痕水平就有可能超过当前水平,需要加以注意。
尽管对这种矛盾现实的思考已有所体现,为扎根并升级矛盾管理体系也做了诸多努力,但审视我国的制度现实可以发现,能够有效管理协调社会矛盾的社会机制演进正在滞后。相比经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和社会矛盾的增加,与之对应的国家层面管理能力和市民宽容水平的提升不足,这一批评难以回避。
应提升国家管理能力与市民宽容
实际上,以国家能力与政府管理技术、社会凝聚力与宽容的总和作为矛盾管理能力,以政治协调、市场制度的合理性、社会融合、文化宽容、法律与制度基础的稳固性为标准进行国家间比较分析后测得的结果显示,我国在OECD国家中仅居第27位,可见在抑制结构性裂痕深化或演变为纷争方面存在局限。特别是矛盾管理能力的所有领域指标均低于平均水平,因此看来必须系统推进管制协商的精细化、协调的细致化、政策信任构建、沟通活跃化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