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月16亿韩元。”
在朴槿惠政府上任后举行的人事听证会上,某部长候选人在离开公职后从大型律师事务所每月平均获得1亿韩元报酬的事实被披露,围绕前官礼遇的争议令舆论沸腾。
每当对高级公职人员进行人事审查时,其高昂身价的真相便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尽管不断呼吁司法改革,但离开公职不久的律师包揽主要案件的弊病依然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当然,当事人都极力否认这是前官礼遇,但很少有国民会照单全收。
某大型律所的一位律师回忆说:“担任法官时,平时禁止律师进入办公室,有一天某位律师突然进来,一看竟是过去在法院跟随工作过的部长法官。”这位以性格严厉著称的部长法官一进屋就对晚辈们恭敬地打招呼,说“我接了这个审判部正在审理的案件”。这位律师坦言:“虽然想着打过招呼也不要在意,但并不容易。”这是前官礼遇如何运作的典型例证。
即使前官不亲自上门,也会通过各种人脉迂回施压。一名现职检察官也曾讲述,平时强调“对嫌疑人必须按原则处理”的部长检察官突然指示“找找能对嫌疑人从轻处理的办法”,令他十分为难。
前官礼遇不只影响刑事嫌疑人的有罪无罪或诉讼胜败。公职人事也会受到前官之手的影响。因被律所的前官“记恨”而被赶到地方闲职的法官、检察官的传闻,在瑞草洞公开流传。
前官礼遇的连接环节上坐着大型律师事务所。律所不仅吸纳法官检察官,还接收经济部门官僚等非法律界出身人士,搅浑法律与行政的水。近来,在律所工作后又重返公职的前官很多,律所实际上扮演着连接前官与公职的“中转站”角色。
事实上,国务总理郑烘原和法务部长官黄教安都曾在大型律所任职后重返公职。检察官出身的前总统室民政首席郑东基、前法务部长官金庆汉,以及前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尹增铉、前国务总理韩德洙,都是经由大型律所回归公职。
2011年起为阻止前官礼遇而实施“禁止前官礼遇法”,但通过引进前官出身人士来包揽案件的承揽惯例反而比以前更严重。一位个人律师批评说:“律所的前官把案件都抢走了,小律师很艰难”,“前官礼遇在破坏法律与原则的同时,也扭曲了法律市场,给国民造成损害。”
法律界并非没有努力打破前官礼遇。法曹一元化和终身法官制就是为逐步减少前官产出数量而引入的制度。韩国大法院长梁承泰强调:“通过将受人尊敬的法律界资深人士任用为法官的制度,使前官不再产生,才是根本的治本之策。”近来,有人提出以公职伦理法修正案取代形同虚设的禁止前官礼遇法,加强对包括法官检察官在内的4级公务员退职后进入律所的就业审查,这也是根除前官礼遇的制度性尝试。
专家们一致认为还需要更根本的对策。即难免受前官、也就是前辈期别影响的法律界必须摆脱期别文化。首尔地方律师会副会长宣钟文指出:“由于期别序列牢固,前辈期别在法律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公职活动中获得的经验与知识应受尊重,但用来为自己敛财则是可耻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