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一旦出现问题,首先出现的就是“用法律解决吧”这句话。但在发达国家,法律只是最后的解决手段,大量矛盾通过妥协与调解得以化解。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通过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替代性纠纷解决)制度,持有资格证的民间调解专家活跃开展工作,支撑这一制度的教育体系也十分发达。
调解专家多出身于律师、教授、市民团体活动家。他们作为调解人参与地区开发、核电废弃物处理等群体性矛盾,主导问题解决。美国首次运用民间调解是1974年华盛顿州斯诺夸尔米河水坝纠纷。当时出身教授的调解专家历经4个月调解找到了共识,这成为ADR制度的引爆剂。
专家认为,近期经历违约事态、引发社会震动的龙山开发与西部二村洞居民之间的矛盾问题,也值得尝试这种制度。因为若通过法律解决,不仅至少需要3年以上的漫长时间,在金钱上也要承担相当大的损失。政府也可以介入提出调解方案,但无法排除有人对政府提起诉讼的可能性,因此也难以期待其发挥积极作用。
目前韩国以总统令形式设有“矛盾管理规定”,各部门也运营专门负责矛盾管理的部门,但要真正着手解决具体矛盾,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机制都远远不足。三星经济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善彬表示:“韩国法律界群体影响力强,且存在不信任民间市场的倾向,矛盾调解文化尚未真正形成”,“需要努力推选出矛盾双方共同信任的民间调解人,通过对话与让步从容易的问题开始谈判,提高相互信任后再扩大妥协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