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与地下经济的战争。政界着手立法全面禁止借名账户和交易,政府各机构全力挖掘隐藏的经济。韩国国税厅和韩国关税厅这样的税务当局更是如此。新任各厅长在就任致辞中纷纷宣布与地下经济开战,调查人力也大幅增加。
这是理所当然的。实际存在经济活动,但未被正式纳入国民收入统计、也无法征税的地下经济,要把它从阴影处拉到阳光下,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余地。地下经济横行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正常国家。据称我国地下经济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30%,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13%的水平,理应纠正。
整治地下经济也有时代必然性。据现代经济研究院数据,到2005年估计为200万亿韩元的我国地下经济规模,到2012年急剧膨胀至290万亿韩元。原因在于,虽然税负水平低于发达国家,但增速较快,加之萧条导致收入减少,逃避税收的心理扩散,社会腐败程度也更为严重。也就是说,膨胀的地下经济已到了不能再放任的程度。
为将新政府的执政理念转化为政策,也需要地下经济阳性化。作为在不增加国民税负前提下扩充福利的财源筹措方案之一,地下经济阳性化被点名。为五年间投入136万亿韩元的福利财源,进行支出结构调整,即把政府的家计过得更节俭,同时从此前埋在地下不缴税的黑色经济中征税,这一方向也可以理解。
但有令人担忧之处。首先担忧的是,一刀切的地下经济阳性化可能削弱经济活力。被阳性化的地下经济是否全部会转变为纳税对象也存疑。例如,若把被列为与地下经济战争一号目标的“假石油”全部查处,或许可以期待1万亿韩元的税收,但依靠这一已产业化的行当谋生的众多人将失业。作为“假石油”主要原料、出口本就不畅的溶剂销售额也势必下降。
酒类走私交易和不动产买卖合同也是一样。若无凭证交易一瞬间消失,价格将随缴税额上涨,这一负担很可能转嫁给消费者。普通人对高价公寓或住宅买卖时的阴阳合同感到愤怒,但若按实际成交价征税,增加的部分将反映到住宅价格上,由江南引发的公寓价格上涨很可能带来整体不动产暴涨。地下经济阳性化必然伴随机会成本。
关于如何看待地下经济的存在,本质性的疑问也浮现出来。从管制经济还是自由放任经济的视角看,新政府的路径更接近前者。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布洛克在《为不可辩护者辩护》中主张,“罪恶不是地下经济本身,而是把地下经济视为罪恶的思维方式”。例如黑市外汇商是节省富人时间、为穷人提供工作岗位的典型双赢(win-win)型岗位。右派经济学巨头、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源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曾盛赞该书为“真正的经济学著作”,理由是它忠于市场自由竞争原则。
即使认同政府的政策方向与意志,却仍无法消除疑问,原因也在此。若因政府一刀切的管制而损害了自然形成的市场运行法则,责任该由谁承担?在景气不佳之际,若出现因地下经济之名而受打击的部分,其波及效应可能扩散至整体。
归根结底,若总论和方向正确而分论上令人担忧副作用,办法只有一个:当局精细的政策执行以及支撑其的社会共识必须优先。正因为形成全体国民能够信任并支持政府的社会共识尤为重要,就不得不指出上游之水并不清澈。看新政府各位长官的情况,大多有过有意的变通赠与、漏报、回避缴税的前科,全都属于地下经济范畴的行为。现在需要痛彻的自我反省。因为没有国民的信任与支持,与地下经济的战争就不可能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