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民国是压缩式增长的代名词。在战争废墟中创造了汉江奇迹,成长为世界前十的经济大国,并书写了从受援国变为援助国的历史。
然而,在未建立完善制度的情况下只强调增长的压缩式发展,副作用巨大。由于是国家主导一切的发展,各领域的制度建设过于薄弱。政治的落后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地位极不相称。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万美元,但仍未摆脱中产阶层崩塌与两极分化加剧的结构性局限。国家财政也受到威胁,地方政府和公共企业等的负债处于严重水平。
整个社会的制度更为落后。追查各类夺人性命事故的原因,往往都是人为灾害所致。因为靠人来运转,应对也是手足无措。韩国的竞争力远低于其经济实力的估值,原因也在此。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实力80分,国家制度却不到60分”的局面。前财政经济部长官姜奉均(现群山大学讲座教授)强调:“韩国经济如今已是五十岁的壮年期”,“只有修复受损的制度,才可能实现‘健康的发展’”。也就是说,必须彻底改造国家制度。新政府刚刚上任的当下,正是改变的最佳时机。
Seoul Economic Daily与现代经济研究院自6日起一周内,以全国1006名20岁以上成年男女为对象开展“大韩民国制度改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国民对国家制度的信任度比预想还要低。三人中有两人否定我国整体的透明性,这一结果也延伸为对国家制度的不信任。除政治等上层结构外,经济、社会等下层结构的国家制度整体改造必要性也很高。
明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赵东根强调:“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万美元后,国家能够主导的时代就结束了”,“以汽车打比方,即使发动机相同,后轮驱动车与四轮驱动车的运作原理和力量也不同。需要建立各领域的制度”。
前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尹增铉强调政治与行政部门制度改造的必要性:“首先要从强势的国会改变起。另外,行政部门一致通过式的决策并非民主主义。”前西江大学校长孙炳斗嘱托说:“没有市民社会的成熟,国家难以飞跃。同时,现在是政府只应担当裁判角色的时候。”也就是说,不仅上层结构(政治—行政部门),下层结构乃至市民社会都必须以制度为中心转变,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Seoul Economic Daily计划以“改造国家制度”为主题,通过对各界专家的深度采访等方式,就社会整体的问题刊发60期以上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