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40多岁是组建家庭、从育儿到教育经济负担最为沉重的时期。在社会上,则开始在职场担任科长、部长等重要职务。或许因此,40多岁家庭每月最低生活费为292万韩元,高于50多岁群体。
在理念上,40多岁是夹缝一代,也是在同一代内部想法出现分歧的年龄。四十五六岁的80年代学号一代没有经历70年代维新或80年代初的首尔之春。40岁出头又不同。作为90年代学号的他们曾卷入新世代热潮,与80年代后期学号不同,学生运动的经验也较浅。或许因为40多岁群体存在这样的谱系,本次问卷中40多岁群体表现出比其他代际更为突出的面貌。
实际上,问卷调查结果清晰显示出作为韩国腰部力量的40多岁群体的不安。他们对政治、经济、社会整体体制的不信任很深,最希望的是就业稳定。他们也是主张福利财源应向富人征收的一代。
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是否是一个透明、可信赖的国家”这一提问,40多岁群体中有71.9%回答“不是”,为各代际中比例最高。作为社会活动最活跃的40多岁群体,其对韩国体制的问题意识似乎更为深刻。
他们指出国会(35.8%)是最不透明的地方,其后是司法机关(14.2%)和财界(13.2%)。学生家长众多的40多岁群体与其他代际不同,有两位数以上的比例指出教育体制问题严重。
40多岁群体认为的解决主体是行政部门。他们指出,为打造国民可信赖的国家体制,继干净的国会之后,还需要透明的行政部门。认为行政部门应改变的比例高于其他代际。40多岁受访者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30.4%)认为经济体制中应消除官治。
从生命周期看,这是收入达到顶点的年龄,但他们对为扩大福利而增税的反对最为强烈(58.8%)。认为应通过对富人增税来筹措的回答比例较高,但对增值税上调或新设社会福利税等会转移到自身的负担,则比其他代际更为否定。
40多岁群体最需要的民生政策是就业。他们回答,为恢复中产阶层,应创造就业(42.6%)、扩充失业津贴和职业培训等就业安全网(16%)。作为在职场首次感受到“名誉退休”危机感的年龄,他们比谁都更希望能够无忧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