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势的国会必须先改变。总统因为在野党连一个政府机构都不能自主设置,这说不过去。”
前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尹增铉(见图)在被问及改造国家体系所需的课题时,毫不犹豫地首先提出了“国家治理(国家经营)”问题。
核心是过度的政治权力。他强调:“我国资源匮乏,南北对峙,又被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四强环绕,生存环境十分艰难”,“为使国家运营迅速高效,需要专业性的政策应交给行政部门,国会则应转向强化事后监督的结构。”
尹增铉举的例子是国政监查。由于对国政全局进行无差别监查,导致国政一个月陷于瘫痪,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最终全部成为国家负担。他说:“基本上应该是行政部门负责推行政策,国会在出现国政议题或政策失误时进行批评和问责的结构”,“也许有人主张行政部门裁量权过大,但这是过去独裁时代的说法。”
行政部门内部决策过程的问题也被提及。尹增铉表示:“决策以全体一致方式作出,这不是民主主义。”他指出的是,在国务会议或副部长会议上通过部门间事前协商协调政策的过程中,政策的本意发生了变质。
他强调:“目前国务会议或副部长会议也都以全体一致作出决定,但为了推出最优政策,作为国务委员参加的长官们应根据国家整体利益客观判断,以多数表决决定政策”,“这需要总统和总理的决断。”
他还强调了服务业先进化的重要性。他说:“如今仅靠第二产业(制造业)无法生存,因此必须启动教育、医疗、保险、金融、旅游、创投、时尚、设计等知识基础产业和知识信息化产业(第三产业)”,“社会各方利害关系交织,如何注入动力需要专家们共同研究。”
关于企业与工会文化,他指出:“这是需要全民共识的十分棘手的结构性问题,但如果无视法律与秩序的强硬工会问题得不到解决,企业都会迁往海外,岗位也将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