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10

[论坛] 日本大地震两周年,安全仍是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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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本乃至全世界带来巨大冲击的东日本大地震已过去两年。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国内一直在讨论“战后结束,灾后开始”这一说法。这是日本著名政治学者、担任复兴厅复兴推进委员会委员长代理的东京大学教授御厨贵的主张。这句话内含转折期的意义:正如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确立了“战后体制”,如同可称为意指灾害与灾害之间的“灾间体制”的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后那样,如今也要修复地震灾害、以重建(复兴)为目标。

需要灾难管理人才与制度建设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有人质疑日本的危机管理体系是否正常运作,甚至出现大量批评声音称日本的治理未能正常发挥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从各种角度展开了灾害、灾难、震灾研究,其成果也如潮水般涌现。日本社会能够通过研究会等方式迅速诊断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分析大灾害的教训并进而提出应对方案,具备“灾害(研究)先进国”的面貌,这一点对韩国有重大启示。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韩国关于日本修复与复兴、再生的讨论,现实上仅停留于介绍日本国内的受灾状况、修复状况与复兴政策,以及分析日本应对大灾难的过程。但实际上,日本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多角度积累的灾害专业知识为基础应对其面临的巨大复合危机与风险管理,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团体(NPO)为中心的民间部门作用不断增大,灾害修复与复兴正在推进。

不过,作为灾害先进国,日本的研究积累与灾害修复活动可评价为非常微观、贴近受灾地区居民的类型。即便如此,接触现场的声音便会发现,在日本灾害复兴的过程中,受灾地区的声音与灾害复兴相关政策决策者及研究者的认识差距似乎极大。看来有必要不止停留于表面的灾害修复,而应尽快完善灾害现场所需要的制度性支援等。

望成为迈向东亚联合的契机

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和福岛核电站的放射能问题,在人类之爱的联合这一意义上促使人们重新探索国际合作,并自然而然地成为使周边国家自觉东亚联合时代的契机。为了从人文社会科学、制度和政策层面建立应对今后韩国社会可能发生的灾难的逻辑与克服逻辑,这也正成为韩日以东亚共同体立场共同研究实质性替代方案、探索国际合作的契机。

作为韩日国际合作的方案,需要能够管理人为灾害的人才,以构建应对跨国灾害与安全问题的全球应对体制。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给出的教训是,韩国同样应设想核电站事故的发生,培养能够管理复合连锁危机的专家或完善危机管理体制,这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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