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根据加害人过失程度区分民事责任轻重,因此能够在抑制恶意、反复实施的违法行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新政府对大企业不当压低单价、不当取消订单、不当退货等行为扩大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是可取的。
赔偿额虽多被误解 实际约为实损三倍
不过,有必要消除对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误解。人们偶尔会在报纸上看到需另行支付相当于实际损失100倍或500倍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报道。但在美国,这类情形多源于陪审团制度。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有时会作出偏于感情的裁断,认定过高金额,但这会由法官再行调整,实际获准的惩罚性损害赔偿金额约为实际损失的3倍。这是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坎贝尔(Campbell)判例,已确立惩罚性损害赔偿金不得超过实际损失10倍、以4倍以内为适当的法律原则。
此外,在美国,作为反垄断法之一的谢尔曼法等个别法律也将上限限定为3倍。而且各国在引入该制度时,都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设定上限,因此不存在大问题。例如台湾等地在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于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具体倍数,即通常情形下以3倍为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台湾实际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后据称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效。中国同样在多个领域引入了类似的倍数损害赔偿制度,并明确了上限。但在侵权责任法律的产品责任条款中,虽明确引入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却未明确倍数上限。因此在中国因产品责任被起诉时,有必要注意这一点。
韩国于2011年就技术侵占等情形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将上限限定为3倍,但规定其适用对象也包括过失情形。因此,这与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限于故意或与之相当的重大过失等恶意违法行为的传统做法存在一定差异。不过,该立法意图似是将具体适用交由司法机关。即似意在由司法机关根据纠纷情形,设定具有具体妥当性的、有弹性而又一定的标准并予以适用。
有望成为全球化时代实现司法正义的替代方案
但该制度源于不同法律体系,要使其真正落地,首先必须以准确理解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为前提,并进一步在立法过程及司法执行过程中结合韩国实际加以应用。因此从这一角度看,笔者认为在扩大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时,对立法技术层面、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角色分工,以及其适用范围的扩大方案与程序等各项问题,都需要充分研究。
同时,对该制度绝对需要更为积极的视角和富有创造性的探讨。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与融合时代,该制度有望在民法与刑法的中间领域促进民事法的妥善执行,若运用得当,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也有可能成为在司法领域实现司法正义的新的、现实的替代方案。
就具体层面简要而言,笔者认为重要的是:在立法过程中尽可能细致、明确地设定具体法律执行等标准,相对减少司法裁量空间,从而提高可预测性,并使该制度在不引起较大排斥感的情况下得以落地。并期待今后尽可能不仅针对大企业的不公平交易行为,还逐步扩大引入到侵害基本权行为、消费者保护领域、反垄断法侵害领域、劳动基准法等劳动领域,使其成为在私人领域实现司法正义的良好制度性替代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