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全部落实朴槿惠总统在候选人时期提出的福利承诺,每年需27万亿韩元、5年需135万亿韩元财源。考虑到去年全年福利预算增加额约为5万亿韩元,这意味着福利预算将急剧膨胀。
历经此前的总选和大选,顾虑选票的政界一直只专注于扩大福利预算规模。扩大福利预算固然重要,但公平而高效地使用更为重要。因为无论福利预算增加多少,若未能真正用在需要的地方,而是不断流向不当之处,其效果就会减半。这里被指出的问题就是普惠型福利。
财阀掌门人也能领取基础年金等不合理现象
世界各国已认识到普惠型福利的弊害,正将福利标准由普惠型福利转向甄别型福利。瑞典1998年废除了1947年引入的基础年金,转而推行最低保障年金制度。国家仅对收入少、领取年金也少的群体,补足其与最低生计费之间的差额。挪威和芬兰同样把面向65岁以上人群发放的基础年金,改为有选择地支援低收入阶层。此前一直主张扩大普惠型老龄年金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从去年开始转向有选择地扩大对低收入阶层的老龄年金。
然而唯有韩国在逆向而行。新政府拟推行的基础年金被设计为向65岁以上所有老人发放年金的普惠型福利。不考虑收入和财产、连财阀掌门人都发放基础年金的普惠型福利是预算浪费,并会减少本应流向为生计费奔波的贫困老年群体的份额。基础年金不应变成给富人发零花钱,也不应成为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得不到切实保障的有名无实制度。应根据收入和财产状况,将富裕老人排除在基础年金对象之外,把节省下来的财源投入扩大对贫困老年群体的生计费支援。只有按这一方向设计基础年金,财源才能被高效使用,并将“增税”控制到最低。
育儿同理。政府向国会提交的预算案仅对收入70%以下阶层支援保育费,但顾虑选票的政界将其扩大至全部阶层。由此,原本在家抚养的0~2岁婴儿大量涌入保育设施,致使真正有需求的、育有3~5岁幼儿的职场妈妈反受其害,副作用带来诸多困扰。不应把保育和教育用于政治目的。连凭自身收入和财产就能承担保育的富人也用税金支援保育费,是预算浪费。应将高收入阶层排除在保育费支援之外,把节省的预算投入扩充优质的国立公立保育设施,才能让所有保育需求者受益。
修正漏洞百出的福利传递体系更为紧迫
普惠型福利会诱发道德风险,造成福利财源浪费。我国财政尚不宽裕到可以引入普惠型福利的程度。此外,若放任漏洞百出的福利传递体系不变,福利预算再怎么增加也如同往无底的缸里灌水。由此带来的增税会成为压缩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因素,使经济萎缩。特别是若按新政府设计的方案引入普惠型基础年金,随着人口老龄化,发放额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加上每位大选候选人都承诺扩大发放对象和发放额,国家财政很可能积重难返。如今我国正处于福利大幅扩张的起点。希望新政府以饱受普惠型福利困扰的福利先进国家为他山之石,打造百年不动摇的福利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