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溯及适用,并不是说黄永基前会长所做的事没有问题。”
一位前金融监管当局人士15日就黄前KB金融控股会长在韩国大法院胜诉一事这样表示。从形式逻辑上看是对的。法院表示:“黄前会长任友利银行行长期间并无对离任高管进行制裁的规定,相关立法是在其离任后的2008年才完成的”,“韩国金融委员会作出的停职处分是对其后才制定的规定进行溯及适用”。
果真如此吗?细看内情并非如此。因为这意味着制裁本身无法成立,连细节都无需追究。一位出身韩国金融监督院的高层人士称:“当局在作出停职这一重惩时,不可能不知道溯及适用的问题”,“即便就细节在法律上较真,当局也会输”。
2009年9月监管当局对当时担任KB金融控股会长的黄前会长作出重惩时,也是议论纷纷。KB内部矛盾引发的政界介入说、财经官僚报复说等流言四起。尤其是当局始终未能查明黄前会长是否亲自下令投资风险资产。新闻稿中也只写着“事实上的指示”。
忽视溯及适用这一基本程序的结果,对一个人而言是惨痛的。黄前会长中途从KB金融控股会长位置上退下,不得不离开金融圈。历经三年多诉讼虽证明制裁存在问题,但失去的名誉、时间和个人痛苦又由谁来补偿?
上月金融委员会有一件说不上喜事的喜事。因储蓄银行收受钱财案被羁押的一名高级官僚在韩国大法院获无罪判决。这是一起因检方勉强起诉而白白失去一名前途正好的“精英官僚”的案件。
如果当局为这起案件感到遗憾,那么对黄前会长的事也有必要反复咀嚼。哪怕放过十个盗贼,也不能造成一个人蒙冤。应当思考为何在当局内部会出现应将制裁金融机构员工与高管的制裁审议委员会设为独立机构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