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的各类应用越来越便利,甚至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支撑这种智能手机出现的,是数十年来持续进行的基础科学研究。以智能手机追踪位置的功能为例。
智能手机内置卫星定位系统(GPS)接收器,可以找到准确位置。接收器从绕地球运行的24颗GPS卫星中接收3颗的信号来确定位置,而精确的位置追踪之所以可能,靠的是各颗卫星上搭载的原子钟。原子钟若没有美国物理学家、194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伊西多·拉比的核磁共振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拉比的技术要经过60多年才被应用于智能手机的位置追踪功能,基础科学研究要在实际生活中产生效果也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基础研究并不会直接变成应用,多数情况下中间存在着大量彼此衔接的其他研究。
初期阶段的基础科学研究,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很难开展。研究越接近应用阶段,就越被视为应用科学或工程研究,多数情况下由市场和企业自发提供支持,而非国家扶持。近来基础科学研究走向应用阶段并产生最终溢出效应所需的时间比过去缩短,但数十年后才显现的基础科学效应,确实难以当下衡量。拉比在研究核磁共振技术时,想必也无法想象60年后它会被用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上。
因此,以眼下可见的应用可能性大小来判断基础科学研究的价值,并据此决定政府是否支持,并不妥当。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被问到他的研究有什么用时,曾这样反问:“刚出生的婴儿到底有什么用?”
若梳理富兰克林这句话,可以把起步阶段的基础研究比作刚出生的婴儿,把研究的持续推进比作抚养孩子的过程。我们不会一边预先判断和计算刚出生的婴儿长大后会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一边把他们养大。正如孩子长大后各自承担相应的工作,我们何不这样理解:从基础研究出发的各项研究经历诸多过程,其成果最终被应用到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
从富兰克林这个略显突兀的比喻来看,新政府的政策中有两项值得关注。一是对5岁以下幼儿的保育费支持项目,二是名为“全球EXCEL(EXCEL,Excell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Endeavor for Leading Universities)”的大学财政支持项目。如果说前者是通过在财政上补助各家庭的育儿环境来提高出生率,从而培育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政策,那么后者则是为夯实可谓研发中“婴儿阶段”的基础科学研究土壤的政策。出生率下降会影响下一代的人口结构变化,最终减少经济活动人口,进而导致国家竞争力削弱。同样,如果某一时代忽视基础科学研究,除了会带来后代应用阶段成果贫乏的副作用,还将给后代基础科学研究人力的培养造成困难。
正如在天亮就上班、深夜才下班的工作环境中很难指望出生率提高,在研究人员把大量时间花在过多文书处理等事务上的研究环境中,也难以期待出现优秀的研究成果。仅凭这两项政策,要一举实现提高出生率和可持续的基础科学研究这两个目标是困难的。但这两项政府支持事业是更为稳固的福利政策和研究支持事业的开端,这一点是明确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