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1-28

[时论] 国民幸福时代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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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哲 首尔市立大学税务学系教授

完成向世宗市搬迁的政府部门叹息声愈发沉重。随着候任总统朴槿惠斥责“修改大选承诺论为时过早”,要求制定筹措财源具体方案的指示也传达至行政部门。气势逼人的过渡委员会已在“排除增税的财源筹措”前提下确定了所需金额与大致指导方针,财政当局因此在腾挪空间受限的情况下诉苦,称须解此难题。多数媒体与专家已给过渡委员会的计划贴上老套且不切实际的标签——该计划拟通过16万亿韩元的支出调整与11万亿韩元的税收扩充,每年确保27万亿韩元的追加财源。新政府尚未启动,最重要的福利政策就可能因财源不足而漂流,这种前所未闻的局面究竟是因为新政府的业余主义还是政治局限?先说结论,对新政府财源筹措方针的仓促批评,可能是偏执于过去经验的政策失败主义的阴影。失败主义才是新政府欲开启的国民幸福时代必须跨越的第一道障碍。笔者也担忧李明博政府“预算节减10%”政策烟消云散的痛苦经历会再次重演。当然也不愿再看到高呼实现税收正义、以根除逃税为先的历届政权那份寒酸的税政改革成绩单。但如今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分析过去的失败,从中获得肯定现在与未来的智慧与勇气。

支出结构调整是向福利国家转型期无法回避的课题。然而,却看不到有人说明如何克服支出结构调整的内部障碍因素——行政部门的部门本位主义或国会的地区本位主义。也难以找到有人从李明博政府节减预算的努力在全球金融危机浪潮前徒然消失的教训中,提醒朴槿惠政府的支出结构调整应如何应对外部风险因素。只要伴以总统和政策负责人的意志与努力,就不应把过渡委员会提出的16万亿韩元规模的预算调整视为不可能。去年朝野在国会审议过程中就候任总统的承诺,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变更约5万亿韩元预算,就是很好的范例。对超过其三倍金额的预算进行结构调整当然困难得多。但办法是有的。例如,可通过财政融资项目转为利差补贴方式、防止税收支出与财政支出重复、控制年末启动的项目、缩减教育特别拨款等来节减预算。同时,为提高支出结构效率,若积极运用缩减投资效率低的基础设施项目、扩大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分担,以及将预算自然增加部分优先分配至创造就业领域等手段,就能找到支出结构的新黄金律。

支出结构调整的最终规模确定后,追加财源的不足部分须通过三个阶段的税收扩充方案加以补充。最优先的方法是把该收的税如实收上来,为此,地下经济阳光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过渡委员会的构想是赋予韩国国税厅金融交易信息查阅权,并追加投入500名精干调查员,以谋求每年约5万亿韩元级别的划时代税收增长,这一构想有必要以政权成败为赌注加以推进。但这些努力不应止步于税政机构的组织扩张与政策试验。必须事先确定税务调查的对象与方式,并由包含民间专家的客观主体对其过程进行周期性核验。也不应忘记:为使政策稳定落地,需要以高收入专业自营业者和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为中心查处逃税行为,而非针对平民百姓、小微自营业者或中小企业。第二阶段的税收扩充措施是大幅缩减低效的免税与减免。应以对有自救能力的大企业的支持、政策寿命已尽的信用卡扣除等为中心整顿减免优惠,为削减相当于总额10%、约3万亿韩元规模的税收支出,总统与政府须尽最大政治努力,国会也应积极配合。最后第三阶段的税收扩充方案当然是增税。这是上述方法无法填补所需财源时必须倚靠的最后手段。笔者最担忧的情况是,过渡委员会提出的福利成本被低估,从而需要额外财源。新政府须充分应对这种情况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从现实角度看,过渡委员会有必要将以强化金融所得课税为中心构想的每年1万亿韩元规模的迷你增税,扩大为至少5万亿韩元级别的中型增税方案。候任总统一方有必要摆脱第17届大选期间坚持的“减税、放松管制、树立法治”原则的束缚,以强化对财阀企业等变相继承与赠与的课税,以及将过低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正常化为中心,准备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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