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美国、欧盟(EU)等传统市场低迷、中国经济增速调整等因素,全球通商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加剧。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不足2%。对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韩国而言,贸易与通商的重要性更大。
扩大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比重
过去15年间,在通商交涉本部体制下,通过与美国、欧盟、东盟等主要通商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拓展经济版图,并为开启贸易万亿美元时代作出贡献,这值得高度评价。但在此过程中,谈判是从外交和政务视角推进的,在签署FTA的过程中,对多样而广泛的国内经济主体所受影响及利益关系的反映不足,这也是事实。
新的通商秩序与环境要求新的视角和范式。在以新保护贸易主义复活和集团化贸易环境兴起为主要特征的当前全球通商秩序中,东南亚、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比重大幅上升,日益重要。
过去为通过FTA和多边谈判实现市场准入,如关税下调、最惠国待遇(MFN)、国民待遇(NT)等,由外交通商部承担的通商职能,其效用局限正逐渐扩大。
举例而言,经济发展阶段低于韩国的国家不愿通过签署FTA让出本国市场,这是理所当然的。相反,资源富国或新兴国家强烈希望与韩国形成特殊合作关系,通过本国的成套设备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成为像韩国一样富裕的国家。
以对对方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理解与合作为基础,资源开发与成套设备、产业园区建设以及技术与人力的海外拓展等多种方式的路径正被要求。
这种经济合作并非进入既有市场,而是意味着创造新市场,这一努力要求超越有限的边境措施(border measure)的新通商地图与战略。
苹果与三星集团的专利纠纷说明,通商问题的性质也在发生质的变化。相比过去的关税、通关等传统议题,议题正向技术、专利、标准、环境等与产业直接相关的问题转移。此外,随着多哈发展议程(DDA)僵局长期化,温室气体减排、绿色增长等新的通商课题,甚至尚未明确确立与传统世界贸易组织(WTO)贸易规范及环境协定之间的关系。因此,相比侧重在既定框架内进行交涉的现行体系,更需要将产业与通商一并审视的视角。
将通商交涉等通商职能在15年后从外交主管部门移交至经济部门的本届新政府机构改革方案,在不确定性较高的形势下,把通商作为对外经济谈判中的经济议题来理解和应对,这一点值得欢迎。实体经济主管部门在保护国内产业与开拓海外市场方面所产生的协同效应也令人期待。
应以主动应对通商秩序提升竞争力
要拉动贸易2万亿美元时代,通商职能需要包括通商交涉在内主动应对多样的通商秩序,并以此连接到产业与经济竞争力的强化以及韩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形成良性循环。
不过,FTA与通商协定涉及服务、文化、金融等多个领域经济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有时需要在国内外精细地协调利益关系。
经济副总理制度的恢复,在新通商与对外经济环境变化中,以长远眼光审视通商协定对国内的影响,并为协调国内经济及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创造契机,从这一层面来看是适时的。
希望依据政府机构改革方向进行的通商职能调整与体系的尽早落地,能够成为在急剧变化的通商秩序与对外经济环境中守护韩国经济利益、并使产业与经济升级一个台阶的新通商范式的开启契机。
金容德 崇实大学经营学部教授、韩国国际经营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