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朴槿惠总统当选人福利承诺的争议正在扩大。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对财源问题等的指摘也接连不断。
批评的逻辑大致有两点。一是在选举过程中从民粹主义视角制定的承诺过多,一旦付诸实施,可能成为欧洲式危机的原因。二是为筹措不足的预算而增加国债发行,将导致国家负债增加、财政健全性恶化,并可能成为外国投资流出等的原因。
这些担忧有其合理性,但如今看待福利的视角应当改变。认为一搞福利就必然像欧洲国家那样陷入危机,属于过度担忧。欧洲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整合为欧元区(使用欧元的17个国家)之后,经济基本面薄弱的国家凭借德国等国的信用过度举债。问题在于推行了与自身经济实力不相称的福利制度,而不是福利本身的问题。像德国这样基础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反而把福利制度当作迈向先进强国的跳板。
以当前我国的经济规模来看,为筹措朴当选人承诺的财源,政府负债固然会扩大,但从韩国的经济规模和财政特性看,完全承受得住。我国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为35%,与其他国家相比属于很低的水平。即便有所上升,也仍相对低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102%)。
即使发行赤字国债,政府负债会增加,但民间负债会相应减少或资产增加,因此从国家整体看,负债规模与净资产不变,只是民间负债转移为公共负债而已。
因此,不应把落实福利视为一次性费用的财源浪费或民粹政治的产物。相反,应把它看作财富再分配层面的举措,以及构建无形间接资本——社会安全网——的面向未来的投资。
此外,从刺激景气的角度看,也能创造出超过所投入财源的效果与价值。福利承诺的财源支出,短期内可促进国内消费、激活国内市场,从而带动国内经济增长。在企业部门增长却不带动就业这一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的当前韩国经济状况下,福利支出可以成为比任何其他手段都更快促进国内消费和就业的替代方案。
福利承诺首先应从财富再分配的层面来处理。过去半个世纪,为实现有效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我们通过选择与集中实现了经济增长。现在不是量的增长,而是要让整个社会在质上升级,把此前被忽视的福利等提升到经济规模相近国家的水平。
当前韩国的状况比1998年外汇危机时更具结构性危机色彩。如果说外汇危机是短期外债增加、因外部攻击而爆发的危机,那么现在则是过去20多年被放任的两极分化与失衡在结构上被固化,又叠加了世界经济萧条的危机重叠状态。
目前讨论的经济民主化政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减少大企业不公平交易和违法、变通行为的效果,但要解决两极分化失衡的根本问题仍力有不足。如果现在不能妥善确立福利制度,日后将成为更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发展到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受到威胁的境地。
如今的福利问题并不是投资还是不投资的选择问题。它是为韩国社会的质的增长和国家经济的跃升理应完成的课题,争议的焦点应放在如何更高效地执行有限财源、寻找其方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