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流浪者与吸毒者出没的加拿大温哥华西科尔多瓦街65号,如今矗立着102户人家聚居的出租住宅“Lore Krill”。这是2002年由为流浪者服务的非政府组织(NGO)活动人士洛尔·克里尔与15名当地居民共同组成的住宅合作社建成的公共出租住宅。市政府将市有土地租借60年、州政府为建设费用提供担保,才使Lore Krill得以实现,它被视为公私合作建成的成功公共出租住宅模式。
拥有百年出租住宅历史的西方居住先进国家,其公共出租住宅政策的核心是地方政府与住宅合作社。
在工业化过程中遭遇城市居住两极化问题的英国,1890年通过《劳动者住宅法》,将地方政府为低收入阶层建设出租住宅的责任法定化。地方政府充当出租住宅的直接供应主体,中央政府则通过“社区与地方政府部(DCLG)”扮演公共住宅相关政策的指挥塔角色。
法国也在1906年制定“斯特劳斯法”,地方政府开始向建设公共出租住宅的机构与团体提供建设用地和低息资金;瑞典的情况是,占全部住宅23%的公共出租住宅全部由地方政府下属的住宅公司持有。
地方政府成为出租住宅供应中轴的原因在于,它能比中央政府更细致地掌握地区社会的居住现实,从而在恰当时机、恰当地点供应公共出租住宅。专家们也一致认为,这种以地方政府和住宅合作社为中心的模式是能够更高效供应公共出租住宅的途径。
不过有人指出,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相衔接的新型“治理结构(governance)”,必须找到符合韩国社会实情的模式。
国土研究院研究委员金惠胜表示:“能够准确掌握出租住宅需求的是地方自治团体”,“不过在住宅厅等与出租住宅供应相关的具体战略和组织问题上,还需要更多符合我们实情的思考”。






